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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益
来源：风流年代（fengliutimes）原创
如果说东晋时代是书法史上的青藏高原，那么王羲之则是青藏高原上的珠穆朗玛。
王羲之（公元303年-361年），字逸少，晋朝琅琊临沂人。他曾为官右军将军，故人称“王右军”。他的青史留名,并非因其官爵，而是因其书法。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书法大师，人称“书圣”。他的家族琅琊王氏，堪称第一等的豪门大族。从伯王导、王敦都是手掌社稷，权顷一时的风云人物，到头来风尘荡涤，浮华尽散，却是这位族中子弟，用手中轻飘飘的鼠须笔，为琅琊王氏在中华文明史上写下了最光辉的一页。
山东临沂市王羲之故居内的王羲之雕像
临沂诞生了很多了不起的历史人物：蒙恬、匡衡、诸葛亮、王祥、王导……，但这里的人们习惯于把王羲之作为他们的城市名片，这说明文化的恒久影响力。
家道豪门非自恃，东床坦腹逸声名
王羲之所处的两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综合着混乱、动荡与华丽色彩的时代。在王羲之出生的公元303年，“八王之乱”正处愈演愈烈之势，晋惠帝被迫逃出洛阳。此后中原沦为匈奴、羯、氐、鲜卑、羌这五胡民族引弓逐鹿的疆场。
公元3，王羲之14岁，匈奴人刘曜攻陷长安，晋愍帝投降，西晋灭亡。此后东晋偏安江左，虽然也时有图谋北伐、恢复中原的壮举，但更多的时候，却在无休止的内斗、专权、政变中反复折腾。
与混乱的时局相对照，两晋却是一个文化繁荣、个性张扬的时代，数代“清流名士”各呈风流，在青史留下了众多逸传。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文明的瑰宝之一——书法发展到了一个顶峰。
秦汉时期的文字载体主要是竹简，由于竹简物理特征的限制，直到东汉时期，隶书仍为书写应用的主要字体。隶书的字型扁而长，写起来不甚流便，从视觉上看，字与字各自独立。
“字”是书法的基本单元，汉末至魏晋，书法的“势”渐行发展，即书法要讲求变化，避免单一，讲求灵动，避免呆板，还应从整体的“字群”着眼，而非只立足单个的字。于是，隶书之外，楷书、行书、草书三支渐有兴盛。
在王羲之以前，最能彰显个性的草书，其桂冠由东汉的张芝所戴。张芝的草书字字独立，大小相等，笔势不连贯，是依然具有隶书笔意的“章草”。
在楷书、行书方面，最富盛名的大家，则是曹魏的宰相钟繇。钟繇擅隶书、楷书、行书三门字体，其楷书、行书皆有隶书的风格，神形古朴，纵画短而横画长，字体呈横张态势。
到了两晋，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玄学清谈之风渐盛。旷达超俗的文人士大夫，在关注个性的同时，借助书法艺术表现自己不涉世务的清高。书法理论的研讨，书法用具，尤其是纸张的推广运用，让新兴的书法艺术浪潮如虎添翼。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书法进入发展的极盛时期。
社会动荡，王羲之的家族琅琊王氏却藉此步入鼎盛。这里有必要作一个补叙。当初王览生了六个儿子，自长及幼分别叫王裁、王正、王会、王基、王琛、王彦。长子王裁，生子王导；三子王会，生子王敦；而儿子王会，生子王旷。这王旷，就是王羲之的父亲。鼎鼎大名的王导、王敦，皆为王羲之的从伯父。王正曾为尚书郎；王旷曾为淮南太守，是首议晋室渡江的功臣。
琅琊王氏一门南渡后，以王导、王敦为代表，他们辅佐晋元帝司马睿，对东晋的建立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们位高权重，占据东晋几乎所有的重要职位，天下敬畏，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
除了在政坛叱诧风云，琅琊王氏在文才方面也是代有翘楚，尤多工于书法，王导、王廙、王籍之等都是书法名家。这样的家族氛围当然会对幼年的王羲之产生影响。
王羲之从七岁开始学习书法，启蒙老师是自己的姨母，人称“卫夫人”的女书法家卫铄。卫铄的曾祖父卫觊和老师钟繇，都是魏晋时的书法大师。她本人最擅隶书和楷书，其书法被誉为“楷书之法则”。
在教学交流中，卫夫人发现王羲之不仅对书法兴趣甚高，而且有超越常人的慧根，谓之“将有大能”，并预言他在书法方面的造诣将会超过自己。这位有才名且眼光独到的姨母，为王羲之日后的成就打下了基础。
除了自身资质和名师教导，王羲之对书法的酷好和勤奋，显然也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他一直认为，草书大师张芝学习写字的时候，在水池边练习，结果整个池子的水都被染黑了，如果其他的人也能有这般的专注，造诣未必就不如张芝。
卫夫人的《名姬帖》
卫夫人，名铄，字茂漪，生于晋武帝泰始八年（272年），卒于晋穆帝永和五年（349年）。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人。王羲之姨母，东晋女书法家。著作《笔阵图》是书法理论精品。
十六岁后，王羲之师从叔父王廙。王廙即后世书法界常说的“王平南”，他是当时江东乃至天下书坛的领军人物。王廙高朗豪率，对王羲之甚是赏识，不但悉心指导这位侄子，还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宝物、西晋大书法家索靖的手迹《七月廿六日帖》送给了王羲之。
得到这位叔父的传授，王羲之的技艺日益精进。王廙曾提出了书、画创作要“行己之道”，即不是因袭前人，而要闯出有自己特色的路子。王羲之恰是如此，他纵情挥扬自己过人的才华，雕琢书法艺术的奇异绚丽，终成大器；在为人处世上，他也坚持自我的风格，从而走出了与众不同的人生道路。
史载，王羲之“幼讷于言，人未之奇”，在精英荟萃的王氏家族中，并不引人注目。但也有少数善于识人的对他青睐有加。十三岁那年，王羲之去拜访名士周顗（yǐ）。这位周顗，字伯仁，为人特立独行，张狂率性，口无遮拦，甚至敢于在朝堂抨击皇帝；连王羲之的伯父，手握重兵的大将军王敦都有些怕他。
周伯仁一见王羲之，却惊叹于此小子身怀异能，大为敬重。当时筵席上的大菜是烤牛心，周顗不等其他宾客品尝，先割下一块来给王羲之吃。这一刀割来，四座皆惊；而被周伯仁这么一敬，王羲之渐趋知名。
随着年龄的增长，王羲之的才华日益凸显。在隶书方面，他已经超过了启蒙老师卫夫人。当时有评论说他的笔势“飘若浮云，矫若惊龙”。
王敦、王导二位伯父尤其器重他。王敦的主簿阮裕才德双修，举世名重。王敦以阮裕激励王羲之：“你是我们王家的好男儿，不会比阮主簿差呢！”便是这位阮裕自己，也将王羲之和王敦的继子王应、王导的儿子王悦并称为“王氏三少”。
临沂王羲之故居的洗砚池（左）和绍兴兰亭洗砚池（右）
洗砚池全国各地均有不少，但主人公却不同，如河南长葛市的钟繇洗砚池，江苏常州的苏东坡洗砚池等。而作为书圣，王羲之在山东临沂、浙江绍兴以及庐山归宗寺均留下了洗砚池的传说，至今依然有相关景点。
公元3，王敦起兵南昌，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进攻建业，朝野战栗。王氏另一位领袖王导，则每日率子弟匍匐在朝堂前待罪。据说，当时周顗上朝，经过王导身边，王导请他代向皇帝谢罪解释，周顗仰头不答而过。不久王敦攻入建业，诛杀政敌，挟持晋元帝，朝政尽在掌握。
二十岁的王羲之，看着这位伯父扬旌顺流，威风八面，心中涌起的未必是家族的自豪感。那位较早赏识王羲之的周顗，因为遭到王导误解，而被王敦所杀。王导后来才发现，原来周顗不仅在皇帝面前替他说了好话，还亲上奏疏称赞他的忠诚。于是，自知有愧的王导，说出了那句在历史上有名的话：“吾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对王羲之而言，朝廷争斗的是非姑且不论，周先生的横祸，却让他为之含悲。这种因为政治斗争而误伤好人的血淋淋现实，给年轻的王羲之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随后的历史中，我们会发现，他总是在尽可能地回避着斗争，往往能与党争的各方都保持相对纯洁的私交。
就在这一年，被王敦吓得胆战心惊的晋元帝司马睿驾崩，太子司马绍继位，是为晋明帝。同一年，王羲之的叔父和师傅、当时书画天下第一的王廙病逝。明星的陨落，标志着新时代的开始。只是当时的书法界，或许还不曾想到，开启这一时代的，是年轻的王羲之。
王羲之继续着自己率性坦诚的生活。公元3，尚书令郗鉴派门生向王家求亲，希望能找一个王氏子弟作为女婿。王导便让郗鉴的门生到厢房看望王氏子弟们，以备挑选。
那门生看了一遍后，回去告知郗鉴道：“王氏子弟们都很不错，不过我去的时候，多少有些拘谨。只有一个小子袒胸露腹，自顾自躺在东边的床榻上吃东西呢。”
郗鉴少时孤贫，从底层奋斗上来，他眼光独到，机谋深远。听了门生的汇报，立刻拍掌道：“就选那个袒腹东床的小子当女婿。”于是将女儿郗璇嫁给了王羲之。
郗鉴究竟如何根据这一表现就认定了王羲之的出色，后人自然可以牵扯出很多理由，甚或有说是单纯的炒作。唯一无须质疑的是，此时的王羲之，早已不复幼时的“人未之奇”，而成为朝野目光交赞的青年才俊。郗鉴本人也是一位书法名家，据记载其“草书卓绝，古而且劲”；郗鉴的儿子郗愔、郗昙等都工书法；郗璇既是一位贤淑怀德的女子，对书法亦有所长。如此看来，以书法为媒，是一条最合符逻辑的理由。而与书法名门郗氏结亲，是王羲之人生道路上的又一幸事。
公元234年，王敦再次起兵反抗朝廷，落得个兵败身死。对琅琊王氏而言，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好在，虽然失去了最有霸气的一位族人，朝中还有忠节宽厚的王导主持，“王与马，共天下”的势头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而作为王敦、王导下一辈的王羲之，开始进入他人生中的腾达时期。
王羲之标准像，取自明嘉庆本《集古像赞》
朝野风流身尽许，激扬笔底好寻欢
王敦死后的第二年，即公元325年，年轻的晋明帝驾崩，五岁的太子司马衍继位，此即晋成帝。皇太后庾氏临朝，太后的哥哥庾亮与王导共同担任辅佐大臣。
庾氏也是江东望族，更是书法大家。尤其庾亮的弟弟庾翼，是晋朝继王廙后在书法界的扛旗人。当时庾翼，以及王羲之的内兄郗愔，其书法造诣都胜过王羲之。
王氏有晋室南渡的奠基之功，庾氏是新进外戚豪门。两族同辅朝政，最初往来密切，然而短暂的蜜月之后，这群书法家便逐渐陷入政争，而且一步紧似一步。王导的史评是宽厚仁和，不过在这种决定家族利益的战场上，也毫不手软。庾氏诸子更是无所不用其极。两家从中央争到地方，针锋相对，步步紧逼。
庾氏有太后临朝的优势，王导为了抗衡，便大力借重子侄辈的王允之等青年俊杰。王羲之作为这一辈中的佼佼者却有些另类，不管家族间如何斗争，他照样同庾氏诸子交流切磋。
王羲之的初次仕宦也在这段时间，最初担任的是秘书郎（负责掌管图书经籍的官），后来又曾担任临川太守。到三十二岁那年，时任征西将军的庾亮请王羲之担任自己的参军，后来又晋升为长史。这前后十多年的时间，王羲之为官如何，史书记载不多。想来表现尚可，但显眼的政绩难觅。
至于在庾、王两家斗得犬牙交错的关键时期，庾亮如何邀请王羲之到他的幕下，而王羲之如何又欣然前往，王导又听之任之，众说纷纭。有说这是政治上的交易，有说这是短暂止斗的表示，也有说这是王导特意安插的钉子。但或许更简单，只是王羲之不在意这些门户之争，他和庾亮不过彼此抱有欣赏罢了。在王羲之为官的半生中，这种态度贯穿始终。
王导与庾亮的斗争曾一度白热化。庾亮甚至试图起兵罢黜王导的执政权，幸亏郗鉴的坚决反对才作罢。这里已经不是单纯的私人恩怨了，而是蕴藏了第一望族王氏与现任皇帝的舅家庾氏的门阀之争。对王羲之而言，参与斗争的个人都是他尊敬的长者，而斗争又是这般残酷和复杂，想来他心中是非常郁闷的。
而公元339年对王羲之来说，是更加郁闷的一年。这年七月，王导去世。王导对王羲之非常看重，曾把自己从故乡琅琊带到江东的钟繇草书真迹《尚书宣示表》送给他。失去这位一直关照自己的从伯，王羲之心理当然不好受。
祸不单行，八月里，岳父郗鉴也去世了。又过了一年，庾亮也因病而薨。临终前，庾亮向朝廷上表，称赞王羲之“清贵有鉴裁”，希望朝廷予以重用。王羲之因此得以被授为宁远将军、江州刺史。这一年，他三十八岁。
将届不惑的王羲之，此后面临的是新的局面。从初次仕宦至此，前后十多年中，他多少总是处在长辈们的关照之下。如今，族伯、岳父和老上级相继故去，他需要靠自己的力量闯荡官场了。
对于一个向来有志仕宦、光宗耀祖的人而言，离开前辈的庇护，自然少了些援助，但同时也可以摆脱前辈的拘束，放开手脚施展自己的能耐，说不定事业达到新高。遗憾的是，王羲之并非此类。他才干是不缺的，也能够尽职尽责地完成任务，但他的兴趣不在为官上。艺术的广袤世界，已经吸引了他的全部心力。
琅琊王氏中，王戎、王衍、王敦、王导这一代，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而退场。光耀门楣的担子，落到下一代身上。王羲之则是这一代的翘楚，一旦被拉入家族利益的圈子，一个人面对的情况将要复杂凶险得多。而王羲之是不喜欢权力斗争的，他也不习惯权力斗争。
他开始回避仕途，只当了一年的宁远将军、江州刺史，他便卸任给同族兄弟王允之，自个专心致志进行书法研究。
接下来的几年，他自顾过着悠然的田园生活。朋友会稽王司马昱在朝辅政，多次召他担任侍中、吏部尚书等官职，他都统统不受。
344年，王羲之的宝贝儿子王献之出生。王羲之共有七个儿子，其中史书留传下姓名的有五人：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献之。王献之是王羲之四十二岁时的老来得子，也是诸子中最有出息的一位，日后与他爹被书法界并称为“二王”。
王献之画像
世传王献之的书法很多，但他本人的画像却极少，此幅为当代台湾画家董梦梅所画王献之像，现藏于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
同是这几年，王羲之远离的东晋朝廷则没啥好事。公元342年，晋成帝卒，其弟弟司马岳继位，是为康帝。只过了两年，年仅23岁的康帝又死了，两岁的司马聃继位，是为穆帝。
皇帝三年死了两个，朝堂上庾、王两族的争斗也是不亦乐乎。尤其在342年，庾亮的弟弟庾怿试图毒害王允之，事败之后服毒自杀，将悲剧推到高潮。一群美仑美奂的书法高手，在政坛采用这等狠辣阴鄙的手段相斗，实在让人感慨不已。从这一点看，远离是非的王羲之是有先见之明的。
撇开世间浮尘，专注于内心修炼，王羲之的书法在他四十岁左右达到一个新的高峰。三十岁之前的王羲之，其书法虽有才名，个人特点尚不突出。他不甘人后，致力于书理的探索和书体的创新，追求区别于人而高出于人的品格。
王羲之在楷书、行书、草书三种书体上各有创新。楷书上，他虽法钟繇，却“俱变古形”，一改钟繇楷书中翻挑飞扬的隶书笔势，代之以回锋收笔、规整匀称的“楷势”。这种楷书，纵向笔画向下伸引挺直，点画对称呼应，有纵展之势；用笔则多以方笔入纸，而收笔处轻提回带；在运笔速度上是缓前急后；在笔画形态上求其匀整遒紧，势如列阵。经这样的改造，楷书字体笔画之间的配置关系基本确立，结体变横张为纵展，规整劲健，雍容尔雅，仪态大方。王羲之为楷书开创了端庄而生动的“今体”阶段（今体楷书的最后定型是在唐朝）。
王羲之的行书也是法于钟繇而超越钟繇，其笔画体态都生动欹侧，在结构上“遒媚紧敛，势巧形密”，蕴含着行而突止之态、蓄而待发之势。在字与字之间，起承转合，似断若连，如‘烟霏露结’。这种新体行书，较之于钟繇行书显得华美潇扬，时人竞相效仿，从而结束了钟繇行书统领书坛的时代。
草书方面，王羲之在张芝“章草”的基础上进行扬弃，增损古法、裁成自体，融合了流畅遒逸的“今草”风格。其笔势的连属多在一字之内，同时又在作品整体上呈现出神采的贯通，别出新貌。他的今草，在用笔和结构的变化上，都达到了极致。用笔方折为主，斩钉截铁，干净简捷，从容不迫。“一画之间，变起伏于峰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毫芒”。技法与才情，理性与感性，自然地融为一体。
王羲之突破陈规，凸显独有的风范，声望也逐步攀升，到后来，名家子弟纷纷效法。庾翼的书法，过去一贯是胜于王羲之的。见到这种情状，开始很不以为然，发牢骚说：“最近这帮小子怎么轻贱家鸡，而喜爱野鸭啊。居然全都去学逸少（王羲之字）的书法。等我抽空去和他比试一番。”后来，看了王羲之用章草写给他哥哥庾亮的信，他才深为叹服，他后来写信给王羲之说：“过去我有张伯英（草圣张芝）的章草书十纸，过江的时候却丢失了，常常痛惜再也看不到这样绝妙的书法。如今看见您给家兄写的书信，焕然若神明，真是如当年的伯英草书一样出色！”
王羲之临摹钟繇的《千字文》
这是一件传世有名的墨迹，为历代收藏家所宝重。原帖纸本，凡八接，纸质细腻光洁，古色古香，纵26.3厘米，横322厘米，行书，共108行，计974字。
这可不是简单的态度转变，庾翼在王廙死后的十余年间，是称雄中国书法界的第一流人物。他对王羲之的叹服，可谓标志着书法界又一次改朝换代。王羲之超越了庾翼，成为新一代的领军人物。
兴衰成败休关我，意气纷争奈尔何
婴儿皇帝晋穆帝登基前后一两年，王允之、庾翼、庾冰等先后去世，之前闹得沸反盈天的庾、王两族朝堂相争也告一段落。敌对的双方大批量撒手人寰，与两方皆有交往，置身争斗之外的王羲之，却依然在钻研他的书法。异军突起的庾氏一门渐归平常，曾经炽手可热的琅琊王氏亦不复当年的辉煌。
公元347年，晋朝的对外形势一片大好。荆州刺史桓温西征四川，攻克成都，灭掉了成汉国。但桓温本人却非谦谦君子。出于牵制桓温的目的，会稽王司马昱提拔当时颇有清名的殷浩入朝与之抗衡。为了增强实力，更征王羲之为护军将军，以辅佐殷浩。
王羲之何等聪明，又怎看不出其中的玄机？棘手的是，这件事的三个主角，司马昱、殷浩和桓温，恰又都是他的好朋友。第一次是王敦、王导和周顗，第二次是王导、郗鉴和庾亮。他实在不愿意再看到类似的悲剧发生，更不愿以四十多岁的年龄卷入其中，他婉谢了任职邀请。
然而殷浩不肯放弃，给他写了封很是动情的书信。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勉强去担任殷浩的护军将军，后来又任右军将军、会稽内史。这时殷浩、桓温两党的斗争已经愈演愈烈。王羲之一方面出于与他们二人的友情，另一方面更是为了国家利益，常以书信劝和。可惜未被听从。
公元352年，殷浩乘北方羯族建立的后赵发生内乱，试图通过北伐的胜利来巩固自己的地位，遏制桓温的势头。王羲之料其必败，再三劝阻，而殷浩一意孤行，率领拼凑的部队勉强出兵，结果被羌族将领姚襄打得大败。
他还想再战，王羲之又写了一封书信，信中劝殷浩不要追悔往事，而要放眼将来，应当以宽和为政，不去力争武功。又指出过去的很多当权者短虑少谋，任性作为，以致于祸国殃民，担任国家大权的，应该虚心引荐贤人，而不是仗着权势去压制忠言。又说按目前局势，殷浩应该引咎自责，退守长江，减轻赋税徭役，让百姓休养生息。以前事情没做好，不能试图用分外的举措去平衡。
最后王羲之还写道：“我知道自己的谏言或许不被你采用，或者会惹你生气。但推心置腹的话，一定要言无不尽。如今百姓饱受徭役赋税压榨，简直如同秦朝时候的暴政。恐怕陈胜、吴广这样的忧患，也离得不远了！”
王羲之是一位文人，魏晋时候的文人，多有清谈的毛病。而他这一篇《遗殷浩书》，字字迸发的都是响当当的忠贞之言。王羲之又给殷浩的后台司马昱写信劝阻北伐，言辞据理，痛心疾首，悲悯之心溢于行间。这便是有名的《与会稽王笺》。
遗憾的是，司马昱和殷浩都没有接受劝告。次年，殷浩再次北伐，又被打得丢盔弃甲。两番北伐兵败，司马昱、殷浩在政治斗争上节节败退，手握重兵的桓温得势。与此同时遭到摧残的，还有东晋皇朝的国计民生。
面对这一切，王羲之徒呼奈何。他并非只图个人逸兴，不问苍生死活的清谈家，而他的几位朋友，却不能理解他的一片苦心。司马昱、殷浩以北伐作为对抗桓温的工具，桓温则用按兵不动，不予增援的方式来破坏北伐。在王羲之看来，江山社稷或者黎民疾苦，都被他们当作了可以牺牲的棋子。他厌恶这一切，却又无力改变。
《羲之爱鹅》
清任伯年绘，现藏于中国美术馆
于是他只能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在出现饥荒的时候，开仓赈济贫民。王羲之常常上书为民请命。由于他的名望，往往得到朝廷批准，从而使百姓得以减轻压迫，喘息一时。
史载他给尚书仆射谢尚的信中，详细叙述百姓的苦难，又就漕运的弊政、百姓逃亡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皆是落到实在处的措施。王羲之本人的乐趣在于书法，可一旦处于地方官的位置上，他是愿意尽心竭力地为百姓谋求一方平安的。
公元354年，殷浩因为两次北伐失败而遭到罢免，桓温独揽朝廷大权。两个朋友的争斗以这种方式收尾，对王羲之而言，虽是意料之中，大约也难免感到辛酸罢。然而此时，另一桩让他异常不快的事情发生了。这件事使得王羲之卷入或许是他自己主导的第一场官场斗争，并迫使他从此永远退出官场。
这场斗争在王羲之与太原王氏的王述之间展开。论前世渊源，太原王氏远在琅琊王氏之上，但在晋室东渡之后的数十年间，则是琅琊王氏把握大权，尽显风流。
对于王述，在《太原王氏》一章已有述及。他为人沉静，并无多少张扬外显的才华，在士林与仕途的发展，都较王羲之为晚，更有痴、躁的名声。或许因此，王羲之多少有些瞧不起他，甚至因为时人把王述与自己并称而不快。
他有意无意总想打击一下王述，还对朋友说：“王述这人，也就能当个尚书，到老大约能混上个仆射罢？”
王述曾任会稽内史，后来因为母亲去世而离职守丧。王羲之去接替他职务时，只凭吊了一次。有好几次，王述听到号角的声音，以为是王羲之来访，准备去接待。谁知王羲之根本不顾而过。如此再三，胸怀本来就不宽广的王述，对王羲之的怨恨自然越积越深。
到了354年，殷浩被罢免，王述接任为扬州刺史，反成了会稽内史王羲之的上司。见一个自己素来轻视的人居然成为自己的上司，王羲之失意之情可以想见。他率性的一面流露出来了，他要亲自发动一次官场斗争。而他斗争的方式，居然是上书朝廷，要求将会稽郡从扬州分离出来，以便使自己不归王述管。
这样荒诞的建议当然被朝廷驳回，王羲之因此遭到了时人的嘲笑。他为此愤懑叹息，甚至迁怒于自己的几个儿子，抱怨道：“我不比王述差，可惜你们几个不如王述的儿子王坦之，所以连累我的地位在他之下！”
王述一朝当权，以牙还牙，自然也不会对王羲之客气。在对扬州下属各郡的政府工作进行评估时，会稽郡的检查分外严格，让办事的官员都难于应对。
王羲之原本便对当官没有太大兴趣，又因为殷浩、桓温之争而常怀感慨，如今一个自己瞧不起的人仗着职务之便上门屡屡寻衅，哪里还能忍受？公元355年，五十三岁的他称病辞官，并到父母的墓前立誓，从今以后，永不做官，安心归隐田园；如有违背，那便是不尊父母，枉为人子，将为天地所不纳，名教所不容。
自古以来，看透官场兴衰，弃了乌纱的文人，数不胜数。但这般在父母坟前立下重誓的却不多见。想来王羲之当初的仕宦便非出自本意，而更多源自家族、亲朋的或邀或迫。如今受了窝囊气，正好仗着这势头，立下一个绝誓，彻底断了这方面的聒噪，岂不痛快！
吴水泛舟娱乐事，鹅鸣相伴尽天年
在晋穆帝时代，王羲之的官是做得伤心，其他方面却十分开心。他素好游山玩水，对道家的服食养性也颇有兴趣。会稽山水风光秀美，王羲之自然乐游不倦。其他的一干名士，如孙绰、李充等，还有尚未仕宦的谢安等，也都在此居住游玩。大家呼朋引伴，登山踏水，留下多少美谈。其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兰亭会”和《兰亭序》了。
兰亭
位于浙江省绍兴市兰亭风景区内的兰亭，是后人为了纪念兰亭集会而复制的产物，这里平常游人如织，只为觅得那浑然天成的流风余韵。
公元353年，也就是殷浩二次北伐失败让王羲之分外痛心的那一年，王羲之与孙绰、谢安、妻弟郗昙、儿子王献之等四十一人，于三月三日上巳节，在会稽山阴的兰亭踏青聚会，饮宴赋诗。大家各显才能，欢斟畅赋，十分尽兴。宴后，大家一致推举王羲之为当日宴上所写的诗集作序。王羲之欣然而从，提笔一挥而就：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序文中，王羲之记述了当日宴饮盛会，更抒发自己对人生的感慨。这就是著名的《兰亭序》，亦称《兰亭集序》、《临河序》。诗集和序文一出，文坛轰动。当时有人将《兰亭序》与五十多年前晋代第一富豪石崇写的《金谷诗序》相提并论。王羲之听了，很是高兴。而后人评价，多以为王羲之的《兰亭序》，其曲水流觞的风雅情致，实在石崇的《金谷诗序》之上。至于《兰亭序》的书法水准，更是垂乎青史之间。
《曲水流觞图》
“曲水流觞”是上巳节中派生出来的一种习俗。那时，人们在举行祓楔仪式后，大家坐在水渠两旁，在上流放置酒杯，任其顺流而下，杯停在谁的面前，谁即取饮，彼此相乐，故称为“曲水流觞”。当时，王羲之和当世名士们的兰亭集会就是这样的场景。
《兰亭序》用行书写成，誉称“天下第一行书”。全文三百余字，看单个字体，各是上上之品。而通篇中，王羲之对于文中出现的大量重字，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千变万化，或换用异体字，或改变笔顺，或草化，或楷化，起笔收笔，曲直轻重，倾斜、游丝，长短、开合，向背俯仰，俱各不同，充分展现了书法家挥洒豪情的逸才。其中二十个“之”字，各有不同的体态及美感。
此帖下笔有如神助，有“遒媚劲健，绝代所无”之誉，在当时即被视为珍品。随着时间推移，《兰亭序》中书法艺术的绚丽早已掩盖了序文文采上的风韵，至于当初那些兰亭诗集，更是成为序文书法的附属品。这或是诗人和文人的遗憾，却更显出了书法家的卓越。
据传在唐初，《兰亭序》真本流传到永兴寺一位叫“辩才”的和尚手中，唐太宗李世民为了求得，竟派监察御史萧翼乔装改扮后混入寺庙，将《兰亭序》骗到手。萧翼因此得到封赏，而辩才和尚则不久抑郁而死。李世民得到后，爱不释手，死时《兰亭序》真本陪葬入昭陵。从此世间流传的，都是后人临摹和篆刻的复制品。
《兰亭集序》神龙本
唐太宗时的墨迹摹本，因为本上有唐中宗“神龙”的印章，故后人称为“神龙本”，“神龙本”摹写精细，笔法、墨气、行款、神韵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是公认的最好的摹本。《兰亭集序》之珍稀，可以从上头盖满帝王的落款窥见端倪，是收藏家们追求的梦幻逸品。
为官会稽期间，王羲之还留下许多逸趣传闻。据说他最喜欢鹅，听说本地有位孤寡老太太养了一只善于鸣叫的鹅，便亲自前去老太太住处观赏。谁知老太太听说王羲之来做客，便宰了鹅烹调成菜，款待王羲之。王羲之得知盘中的美味便是那心仪已久的鹅，禁不住叹息再三。
又说山南有位道士善于养鹅，王羲之去看了，非常喜爱，希望能买一只。道士回答：“大人若是肯为我写一本《道德经》，我就把这一群鹅全送给大人。”那时，央求王羲之写字很不容易，更何况数千字的《道德经》？王羲之却一口答应，写了《道德经》，然后高高兴兴用笼子把鹅全装了回去。
又说他一次去一位门生家，顺手在木头桌子上挥笔狂书，却被那门生的父亲误刮了去，引得门生懊悔不已。
四十岁以后的王羲之，已成为当时天下书法的翘楚。然而他没有固步自封。在遍游名胜古迹、看到了很多先人的书法之后，他大开眼界，从书法理念到实践，又发生了突变。而在经历一番沧桑之后，他更看淡了朝野纷争，认为兴衰不过过眼烟云，唯有书法能吞吐宇宙，收发情怀，从而领悟到新一层的理念：在书法中融入自然之道，挥洒进退，形念合一，而创作出惊世骇俗的神品。这即是所谓的“迨其末年，乃造其极”。
辞官之后数年，王羲之游历山水，垂钓溪畔。又同道士许迈炼丹修身，优哉游哉，甚是快活。在他给谢万的书信中，提到“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间，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一派融融天伦。朝廷因为他曾经发下的重誓，也不再来强征他做官。这样的生活，才是他最喜欢的，也是最适合他的。
百载浮华过眼云，千秋书圣冠名显
公元361年，王羲之去世，享年五十九岁。朝廷追赠他为金紫光禄大夫，他的儿子们遵照他先前遗愿，坚决不受。
一代名家王羲之，轻轻松松离开了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他的仕宦之途充满了敷衍和无奈。但在自己心爱的书法艺术上，却慨然有驱百万雄兵，卷千里平野的豪逸。他抛弃了朝廷追赠的官爵，而“书圣”的头衔将伴随他千秋万载。
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风流倜傥、其书风比其父更加妍媚。后人多将钟繇、张芝、王羲之、王献之四人并称，而在东晋末年和南朝宋齐两代百余年间，王献之的书风以其纵引飘逸笼罩书坛，一度凌驾其父亲之上。南朝宋虞《论书表》说“子敬穷其妍妙”，因此比羲之“固其宜也”。
到南朝梁时，这种趋新的风气又突然转变。梁武帝萧衍命袁昂作《古今书评》，评钟繇、张芝、王羲之、王献之为地位最高的“四贤”，同时又认为王献之不如王羲之，王羲之不如张芝、钟繇。显然这位皇帝是有好古崇古之癖。梁武帝曾令搜集王羲之的单字，以推行新制的《千字文》，作识字习字的启蒙课本，从而也普及了王羲之的书法。
庾肩吾的《书品》以三等九品评论自汉至齐梁的一百二十八人，将张芝、钟繇、王羲之三人列为‘上之上’，将王献之等五人列为‘上之中’，并说：“张工夫第一，天然次之。钟天然第一，工夫次之，王工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钟，工夫过之。”
梁武帝则在《古今书人优劣评》中，对王羲之书法作出了著名的评语：“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单就“四贤”的地位比较而言，王羲之重新超越自己的儿子王献之，似乎又落到钟繇、张芝二位前辈之下。
但实际上，这一时期王羲之凭借质与妍的得体均衡，已隐然有渐趋鳌头之势了。陈、隋之际，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禅师将集王羲之字的《千字文》临写八百本，浙东诸寺，各施一本，进一步弘扬了王羲之的书法艺术。
王献之书法《洛神赋》
《洛神赋》是王献之的小楷作品。据说王献之好写洛神赋，写过不只一本。《洛神赋》共计十三行，真迹已不复存在。今只传贾似道所刻石本，因石色如碧玉，世称“碧玉十三行”，现藏首都博物馆。这件佳作被后人誉为“小楷之极则”，从中可看出，王献之的楷书笔法不再带有隶意，字形也由横势变为纵势，已是完全成熟的楷书之作。
到了唐朝，唐太宗李世民对王羲之书法心慕手追。《晋书》专为王羲之立传，唐太宗亲作赞词。赞词中，历数各家书法之短，独颂王羲之：“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这就直接将王羲之提升到了其余三贤都难望其项背的地位。
李世民敕令购求书法妙迹，只要是王羲之遗墨，悉数藏入内府。遵照唐太宗‘书定一尊’的旨意，鉴赏家李嗣真对前代书家进行了总结。把从秦代到唐初的八十一人分为十等。张芝的章草、钟繇的正书（楷书）、王羲之的正、行、草三体及飞白、王献之的草、行书、半草半行书，被称为‘旷代绝作’。其中尤为推崇王羲之的书法，说“右军正体”，如“阴阳四时，寒暑调畅，岩廊宏敞，簪裾肃穆”，可谓“书之圣也”；他的草、行杂体，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可谓“草之圣也”。这样，王羲之在历史上首获‘书圣’之誉。
从这时起，他再也没有离开这个宝座。唐玄宗开元年间的鉴赏家张怀瓘在《书议》中说：“惟逸少笔迹遒润，独擅一家之美，天质自然，丰神盖代。”在《书断》中说：王羲之‘尤善书，草、隶(楷)、八分、飞白、章、行，备精诸体，自成一家法，千变万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发灵，岂能登峰造极’。
从晚唐到宋，中国进入了真正的文人社会，文人阶层的使命感、忧患意识和学养也都超过前朝。书法因此被赋予“雅玩”的性质。而王羲之一方面忧国忧民，为政颇有实绩，另一方面更在艺术上取得绝佳的成就，正是后世文人的典范。
王羲之墓碑亭
位于浙江金庭瀑布山南麓，一代书圣安息于此青山绿水之间。
由于帝王权贵的私藏、陪葬加上战乱的破坏。到宋朝时，王羲之的真迹传世的已经近乎绝见，流传的是各种各样的临本、摹本。这样反而让他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王羲之不再是晋朝那个为官不甚得意的豪门子弟，而成了后世文人心目中的书法之神。他的人格精神和艺术才华，为历代传颂追思。
直到今日，山东临沂虽然拥有蒙恬、匡衡、诸葛亮、王导、刘勰、颜之推、颜师古、颜真卿等等众多名人，但她却以王羲之作为自己的城市名片，或可见其一斑。
后世的这一切，王羲之自是无所知晓了。他生活在晋代，并没有追求书圣的桂冠，而只是享受着他心爱的书法艺术。比起那个时代很多为权势斗争殚精竭虑的人来，他是幸运的。因为他不仅见证着历史的演变，更在生活中充实地刻下了自己的足迹。他没能为琅琊王氏在东晋的朝廷上保住显赫的地位，但却为中华文明的园地种下了一朵艳丽的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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