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和精准医学是医学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公众的巨大需求
中国工程院院士 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詹启敏教授:近年来,我国重大疾病防治面临重大挑战,已成为人力资源丧失和经济损失主要原因。然而,与之相对的是我国医学创新能力不足,医学强国已成为国家健康科技战略发展的需求。科技创新极大促进了医学进步,转化和整合是未来医学发展的模式,需要建设大规模癌症患者及健康人群相关生物标本库,全方位采集多组学数据、社会人口学数据、环境数据等相关数据,并基于此构建便于共享和数据交换的大型肿瘤数据库系统,关注疾病发生机制、标志物和早期诊断、分子分型和分期、靶向治疗药物、综合治疗防控措施等,为肿瘤筛查、干预、诊疗过程中的精准医学研究提供支撑。医学由粗线条精准治疗变为细线条精准治疗的时代已经到来。
胃癌靶向治疗成效明显,未来可有更多尝试
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医院内科主任、全球早期临床试验卓越中心首席研究员Yung-Jue Bang教授:靶向药物能够特异地区分肿瘤细胞和正常细胞,提高患者生存率的同时耐受性良好。很多胃癌领域临床研究都在探索有效的靶向治疗方案,并已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比如对于转移性或复发性胃癌,曲妥珠单抗可用于HER2阳性患者、雷莫芦单抗可作为二线治疗,中国还批准了阿帕替尼作为三线治疗药物。但是,相较于种类繁多的靶向药物,其实真正用在胃癌患者身上的有效药物还是很少。由于靶向药物针对特异的分子发挥作用、对有特定遗传和肿瘤生物学特征的人群有效的特点,寻求疗效预测指标在诸多临床试验探索中至关重要。针对HER2或VEGF/VEGFR通路 (血管生成)等有效靶点选择的更好药物或联合治疗,以及探索明确针对新型分子靶点的可获得靶向药,是未来胃癌靶向治疗的方向。目前国际上已有多种新型药物进入不同阶段的临床研究,期待在短期内能有所突破。
借助新一代测序技术与液体活检技术,在正确的时间为患者选择正确的治疗
美国南加州大学Norris综合癌症中心副主任、肿瘤内科胃肠肿瘤专业组长Heinz-Josef Lenz教授:在精准治疗时代,根据特异性的分子标志物指导进行的靶向治疗能够明显改善患者的预后,并且临床上可及的靶向治疗手段正处于快速进展阶段。这最终将转化为患者的生存获益,同时也为我们的医疗决策带来了不小的挑战。筛选存在治疗靶点的特殊患者群体如同大海捞针,但新一代测序技术与液体活检技术的结合大大提高了精准治疗的可行性,能够帮助我们识别治疗靶点并实现耐药监测等等。目前针对特殊类型的肠癌,例如 dMMR/MSI-H、HER2阳性、BRAF突变或特殊基因融合(NTRK、ALK、RET),除了常规治疗以外,免疫治疗、靶向治疗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治疗选择。而我们作为临床医生应该追求的目标便是在正确的时间为患者选择正确的治疗。
从东西方胃癌差异看胃癌免疫治疗的困境与突破
军事医学科学院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消化肿瘤内科主任徐建明教授:国际多项研究结果表明亚洲胃癌患者比非亚洲患者预后更好,其原因可能是早期筛查率更高、近端胃癌和远端胃癌有差异、临床治疗模式不同、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率不同、组织学分型肠型更多等。最新调研发现其本质可能与基因和肿瘤免疫微环境的不同有关。肿瘤免疫微环境与免疫治疗疗效有着密切的关系,为了寻找更加适宜的免疫治疗获益人群,已有研究提出基于PD-L1与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umor infiltrating lymphocytes, TILs)的免疫分型,分为四型:PD-L1+/TIL+,PD-L1+/TIL-,PD-L1-/TIL-,PD-L1-/TIL+。东西方胃癌肿瘤免疫微环境的差异,可能导致PD-1/PD-L1与化疗、抗血管药物联合疗效存在差异,PD-1/PD-L1联合化疗时药物的种类、剂量、顺序也可能影响联合的效果。
基于中国的胃肠肿瘤实际情况开展临床研究
CGOG大会主席、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肿瘤内科主任沈琳教授:胃肠道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高居全球前五位,我国是胃癌高发国家,但我国的临床试验数目远低于美国。尽管目前我国Ⅰ期研究急速发展,但仍存在着困境。近几年中国的临床试验开展现况和国内外胃肠瘤抗体类药物等的研发过程,特别是我科进行中的食管鳞癌晚期一线试验和通过转化医学指导设计的靶向联合靶向临床试验,以及之前以失败告终的PARP抑制剂治疗胃癌Ⅲ期研究,都给了我们很多新的启示,提醒我们需要改变思路、勇于创新、加强沟通和合作,关注胃肠肿瘤特征和分子分型等,进行人群筛选,充分利用转化医学模型和技术,根据国际现状、国人特点和临床新的问题有所改进,而非一味模仿国外研究。
短短四个小时的会议,专家们就消化系统肿瘤临床和转化研究的关键问题,特别是免疫与靶向治疗的临床研究的瓶颈、挑战及突破进行交流、研讨和展望,为中国胃肠肿瘤研究和治疗进一步明确了方向。
(来源: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内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