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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烽烟连年起:西夏与北宋的三大战役(5)

时间:2022-02-15 13: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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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烽烟连年起:西夏与北宋的三大战役(5)

三川口之战,西夏虽大胜,但因天降大雪,加之延州城坚,并未能一举攻克延州。不久,得知其余几路西夏军遇败,补给又不济,元昊只得下令退兵。

范雍老夫子也算命好,延州守兵才几百人,竟然能得以保全。当然,三川口大败,他不得辞其咎,“左迁户部侍郎,知安州。”范雍“为治尚恕,好谋而少成”,此类人只宜在朝中当清显之官,真让他干实事其实很难。但范夫子“颇知人,善荐士,后多至公卿者”,是位好伯乐。宋朝大将狄青为小校时,一次犯法当斩,正犯在范雍手下。范夫子惜才,“贷之”,饶以不死,成就了狄大将军日后的千秋万古英名。

大战之二:好水川之战

三川口大败后,宋廷在中央也追究责任,罢张士逊的相位,以吕夷简接任,同时,宋廷又命韩琦为陕西安抚使,协助总统西北防御的陕西经略安抚使夏竦。又任范仲淹为陕西都转运使。由于先前与宰相吕夷简不和,范仲淹被斥为“引用朋党”,贬为饶州、越州等地为官。正是韩琦力荐,他才得以被重新起复担当大任。不久后,宋廷又下诏任韩琦和范仲淹同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韩琦主管泾原路,范仲淹主管鄜延路。

范仲淹到任,首先改变御敌策略。先前,敌军来攻,宋军军官总是最小的武将先出御。对此,范仲淹深恶痛绝,“将不择人,以官为序,取败之道也”。他大阅州兵,简选一万八千精锐,“分六将领之,日夜训练,量贼众寡,使更(轮流)出御。”如此,即通过战斗练将,又通过实战练兵。西夏人知道新来的范仲淹不好对付,相互诫道:“今小范老子(范仲淹)腹中自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范雍)可欺也!”范仲淹还跟人四处修建防御堡垒,并建鄜城为康定军,加强抵御西夏的军力。“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渔家傲》)即是此时所作。

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十月,元昊又连下乾沟、乾福、赵福三大军事据点,咄咄逼人。韩琦马上命令时任环庆副总管的宋将任福率兵七千,夜行军七十里,突袭白豹城,击败驻守的西夏士兵,“焚其积聚而还”,予以西夏人以震慑;鄜州判官种世衡也审时度势,急率军赶赴踞延州东北二百里外的宽州,筑垒营墙,起清涧城,“右可固延安之势,左可致河东之粟,北可图银(州)夏(州)之旧。”

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鉴于元昊攻势转剧,宋仁宋遣使向主持西北军政要务的夏竦问计,夏竦派副使韩琦和判官尹洙诣阙入对,呈上攻守两个方案,任凭宋仁宋选取其一。宋仁宗当时年值青壮(三十二岁),认定要对西夏展开攻势。他不顾朝中大臣的反对,“诏鄜延、泾原(两路)会兵,期以正月进讨。”范仲淹上奏,认为正月塞外大寒,应该慎重行事。宋仁宗点头,下诏让西北诸师“应机乘便”,择时向西夏进攻。

进攻还是防守,韩琦与范仲淹各执已见,且各有各的道理。范仲淹认为,“战者危事,当自谨守以观其变,未可轻兵深入!”主张防守;韩琦认为,如果一昧固守,将士必无进取锐志。而且,元昊“倾国入寇,不过四五万(军士),老弱妇女,举族而行。吾(守军)逐路重兵自守,势力分弱,故遇敌不支。若大军并出,鼓行而前,乘敌骄惰,破之必矣!今中外不究此故,此乃待贼(西夏)太过。屯二十万重兵,只守界壕,中夏(华夏)之弱,自古未有!”韩琦派尹洙亲至延州见范仲淹,范仲淹坚持已见,认为防守乃最上之策。尹洙叹道:“公于此不及韩公也。韩公言:‘大凡用兵,当置胜败于度外。’”范仲淹不听。

宋朝边地主师,范雍、夏竦、韩琦、范仲淹,皆是儒臣出身,“不能身当行阵,为士卒先”,当然,“党指挥枪”很重要,但宋朝立国以来的国策就是在最大程度上限制武将权力,矫枉过正,使狄青等有勇有猛的能将总是处于接受命令的“鹰犬”地位,缺乏大战中能身临前线、知兵知将的军事统师。当然,韩琦、范仲淹绝非怯懦文士,二人胆识皆备,但时兮命兮,造化弄人。

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三月,正当韩琦巡事军务走到高平,元昊派军进攻渭州的消息忽然传来,兵逼怀远城。韩琦闻报,马上驰至镇武戒军(今宁夏固原),尽出其兵,又招募勇士一万八千余人,交予环庆副总管任福统领,以耿傅为参谋长,泾原都监桑怿为先锋,“朱观、武英、王珪各以所部从(任福)”。

韩琦在任福出发前交待得一清二楚:自怀远城经得胜寨(今宁夏西吉东南)直趋羊牧隆城(今宁夏西吉西北),出敌之后对西夏军发动攻击。各堡垒相距才四十里,道路便利,辎重在近,审时度势,能打就打,不能打就“据险置伏,要其归路。”韩琦所述,足见其成竹于胸,文韬武略,确实不同凡响。“及行,诫之至再。又移檄申约,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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