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落实带薪休假制度，加强旅游交通、景区景点、自驾车营地等设施建设，规范旅游市场秩序，迎接正在兴起的大众旅游时代”。大众旅游时代成为旅游热点关键词之一。
大众旅游其实是一个旅游学研究中的老词汇，传统教材（李天元）给予的解释：所谓大众旅游，包括两层含义，首先是指大众化旅游或旅游活动的大众化，即旅游活动的参与者范围已扩展到普通的劳动大众。旅游已经不是少数特权阶级独享，而是普通大众人人享有的权利。世界旅游组织在1980年《马尼拉宣言》中明确提出，旅游活动是现代人类社会的基本需要之一。各国应将国民旅游纳入国家社会发展的内容，从而确保人人享有旅游的权利。第二层意思，指的是现代旅游活动的大规模开展所形成的以有组织的包价旅游为代表的大众型旅游模式。
显然，当前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提出的大众旅游时代，指的是第一种意思，即旅游活动的大众化。
目前，在许多国内旅游研究中，喜欢引用国内出游人数接近国外发达国家，来证明中国进入了大众旅游时代。笔者认为是不够全面的。笔者认为，人均出游率能从一个侧面代表旅游活动的大众化程度，但还不够全面。旅游活动的大众化，应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
一、旅游上升为居民常态化的生活方式
人均出游率由100%上升到150%，是一种缓慢的量变过程。这个量变的过程，就是旅游活动的大众化。量变累计到一定程度，发生了质变，进入大众旅游时代。这个质变的标志，就是旅游上升为居民常态化的生活方式，成为居民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上升为基本需求。
所谓生活方式，可以理解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与社会条件下，各个民族、阶级和社会群体的生活模式。包括人们的衣、食、住、行、劳动工作、休息娱乐、社会交往、待人接物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等。按照马克思唯物主义观点，人类的生存方式在一定意义上可划分为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两大类，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
按照生产方式，人类文明主要经历了游牧社会、农耕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四种形态。每种社会形态的生产方式不同，导致人们的生活方式具有很大的差异。
由于旅游活动表现为一种空间移动。在这里，我们以不同文明形态下的人类空间移动，来分析生产方式对生活方式的影响。在游牧文明形态下，人类的生产方式是逐水草而居，空间移动主要表现为求生存进行低层次的迁徙活动。农耕文明形态下，人类定居于农业生产地，生产方式为定居式的农耕方式，因此，生活在农耕文明的人类，被生产方式束缚在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类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房舍与农田之间。绝大多数农民，一生的活动半径大约只有几十公里，实际上与植物的状态相差无几，可称为“植物式生存”（刘思敏）。空间移动主要表现为简单商品交换引起了贸易旅行，政治目的的巡游，个别文人的漫游，宗教性质的朝觐。工业文明形态下，人类定居于工业生产的中心即城市，从事工业生产。工业生产的特点是人和机器的结合，劳动枯燥、重复，因此产生了对工作环境的逃逸需求，以旅游为目的的空间移动产生了，但主要人类活动仍然围绕常住地。从时间和消费上，人类的“移动生活”与占据主流的定居生活相比，比重还不是很大，还不算是可以与定居文明分庭抗礼的常态生活。
进入后工业社会，随着工业文明促成的大众旅游进一步深入和提升，因谋求规模化的城市化而形成的人类聚集方式，未来完全可能被人类的旅游行为所改变，形成以旅游为基础的移动生活“云聚散”。但人的聚散将不再主要是源于工作与生产，而是主要源于旅游活动。空间移动成为人类的基本生活方式。由于空间移动的绝大多数可以归入广义旅游的范畴，因此，旅游将上升为居民常态化的生活方式。
然而从今天来看，对于大部分中国公民，旅游只是正常生活的一种补充，还谈不上是一种常态化的生活方式。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生存压力、职业发展远远比旅游重要。
二、人均出游率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社会越发达，人类的平均出游倾向是越高的。发达国家旅游发展的历程表明，旅游需求是居民收入和闲暇时间的函数，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只有当国内人均出游率达到400%以后，旅游需求增长速度才可能出现下降趋势。中国的居民收入和旅游需求关系反映了这一规律。2000年，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6280元，农民2252元，当年国内旅游7.4亿人次，旅游总消费3175亿人次，到，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达到了19109元，是前的3倍，农民纯收入5919元，是前的2.62倍，基本达到了前城镇家庭收入水平，国内旅游人次达到了21亿人次，是前的2.83倍，旅游总消费1.26万亿元，是前的3.96倍，旅游需求弹性大于居民收入弹性，反映了人民群众旺盛的旅游需求。
由于收入水平和闲暇时间的保证，中国居民的人均出游倾向增长是非常迅速的，1985年时，全国旅游出游率仅为0.23，2000年为0.59，已经达到了1.29，接近2，达到2.98。距离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还有一定差距，但这个差距已经越来越小。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到居民收入翻番的目标。可以预见，未来五年，旅游需求必然还将高速增长，这是一个客观规律。到，国内旅游人次将达到55-60亿人次。届时人均出游率应该接近西方发达国家水平。
中国居民出游率增长图
三、社会各阶层旅游参与度的提高
然而，仅看平均数接近西方发达国家，并不能说明中国进入了大众旅游时代。人均出游率之所以无法全面反映旅游活动的大众化水平，是因为无法衡量社会阶层旅游活动参与度的差异水平。如果社会各阶层旅游参与度的差异非常悬殊，那么以人均出游率来衡量旅游活动的大众化水平，就有失偏颇。正像平均工资水平无法全面衡量社会财富的分配一样，许多社会成员是处于“被平均”的境地。
表面上看，人均出游率数据逐年上升，显示了中国居民总体上旅游需求的上升。然而，还需要考察旅游需求在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分布。能保障绝大多数社会阶层参与到旅游活动当中，才能算进入了大众旅游时代。
当前，中国旅游消费的阶层倾向比较明显。社会阶层比较高的群体，无论是参与旅游活动的频率，还是旅游消费的数量，都远远高出中低社会阶层的人员。这主要由收入水平和闲暇时间决定的。由于收入水平和闲暇时间在社会各阶层之间分布不同，导致社会各阶层的旅游参与度有很大差异。
从收入水平来看，由于城乡差距，导致农民旅游参与度远远落后于城市居民。，中国国内游客总量36.11亿人次，其中城镇居民占24.83亿人次，农民11.28亿人次，除以城镇居民总量和农民总量，城镇居民旅游参与度为农民的1.81倍。并且，城镇居民旅游消费水平也远远高于农民，前者为975.4元，后者为540.2元，约为1.8倍。如此算起来，一年内城镇居民人均旅游消费为农村人的3.24倍，反映了巨大的城乡差异。
从闲暇时间来看，主要是假日制度难以普及到所有社会阶层，导致旅游参与度的巨大差异。从社会阶层来看，恐怕只有公务员、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职工能享受到比较完善的假日福利。也就能保证参与旅游活动的闲暇时间。而其余社会阶层，不仅难以享受到带薪假期，有许多甚至无法享受到完整的双休日。
所以，中国是否算进入大众旅游时代，还要考虑社会各阶层的旅游参与度。只有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能参与到旅游活动中，才能算迈入大众旅游时代。这方面目前没有建立起衡量的指标体系，难以量化分析。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