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诺贝尔奖设立一百多年来，累计有杨振宁等8位华裔杰出科学家获奖。这8位华裔科学家的母亲，虽然后来有的赴美留学并定居美国，但她们无一例外均出生并在中国长大。不过，她们受教育程度却十分悬殊：有的大字不识一个，有的是留美博士。但这种差异并未妨碍其孩子日后成功。
崔琦母亲不识字；杨振宁母亲读过私塾；高锟母亲出自书香门第；李政道、李远哲的母亲均毕业于女子中学；钱永健母亲毕业于协和医学院；丁肇中母亲从美回国后在高校任教授；朱棣文母亲留美博士。母亲文化方面的差异，在他们父亲身上则相对较小，8位中的6位，父亲或留美或在国内上过大学。
家庭和睦，宽容，互相尊重，是8位华裔诺奖得主相同的成长环境。杨建邺认为，“家庭教育是一个人走向未来最初和最关键的一步。”
杨振宁四岁起母亲教我认了三千多字
（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母亲上过私塾）
杨振宁母亲罗孟华，文化程度不高，但对他的影响仍很大。他说，明显的影响，如学术知识来自父亲；不明显的影响，如精神气质则来自母亲。
10个月大时，父亲杨武之赴美留学。此后5年，他与母亲生活在一起，罗孟华肩负起教育儿子重任。“四岁时候，母亲开始教我认方块字，一共教了三千多字。现在，我所认得的字加起来，估计不超过那个数目的两倍。”杨振宁曾表示，抗战时全家能够在苦日子中撑下来，“与我母亲的操劳跟坚强的意志有非常密切的关系”。60岁，杨振宁在其第一本《论文选集》扉页上，写下“献给母亲”四个汉字。70岁生日做报告，谈及母亲时，他禁不住掩面而泣。李政道“三糊涂”忘了母亲打的洗脚水（1957年与杨振宁同获诺奖，母亲毕业于上海启明女子中学）
李政道祖籍苏州。父亲李骏康毕业于金陵大学，母亲张敏璋毕业于上海启明女子中学。这在当时是少见的现代知识分子家庭。酷爱读书的李政道，只要一看书，其他事就抛到了九霄云外。因他在家中排行老三，也被称为“三糊涂”。
一次，母亲为他打好洗脚水，沉浸在书中的李政道，把洗脚这事忘了。以至于二哥去催促时，他看到盆里有水，却不知道要洗脚。
丁肇中母亲不在乎我考试得多少分
（1976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母亲曾留学美国）
丁肇中生于书香之家，童年在战乱中度过，12岁跟家人去了台湾，1956年赴美留学。母亲王隽英是位儿童教育学教授，不鼓励孩子考100分。她曾告诉丁肇中，按照自己的兴趣去发展，就能得到支持和赞赏。丁肇中后来在写给母亲母校烟台二中的信中说：“对我影响最深者是我的母亲，考试中无论我得到怎样的成绩，她都能谅解与接受。”李远哲仔细的母亲每天都记账（1986年获诺贝尔奖化学奖，母亲毕业于女子高中）
李远哲母亲蔡配毕业于女子高中，后在小学教书，8个子女有4位是博士，成为台湾新竹武昌街上有名的“博士之家”。当李远哲获诺奖后，常有人询问蔡配对孩子的教育方式，她总说：“都是让他们自由发展啦。”李远哲言及父母时说：“我从没见我父亲懒散过，他一辈子都很努力工作。母亲是非常仔细的人，从她结婚到现在，每天买的东西都记账，所有账目清清楚楚。”朱棣文客厅弄得乱七八糟母亲从不说我（199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母亲系留美博士）
朱棣文是第二代华裔，祖籍江苏太仓，父母均系留美博士，外公李书田曾任天津大学校长。幼时的朱棣文活泼好动。其母亲李静贞回忆：“他没有一刻闲着的时候，很淘气，家里的沙发，他爬上爬下。”朱棣文谈及母亲时曾说：“我一直感激母亲，困惑的时候我至少可以跟她沟通。小时候我常常把客厅堆得乱七八糟。她从来不说‘你得把那些垃圾扔掉’。”不会说中文的朱棣文，但却烧得好中国菜。这是他早年在厨房跟母亲学的。每逢全家团聚，他会亲自下厨，做上一桌丰盛菜肴。崔琦不识字的母亲坚持要我上学（1998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母亲不识字）
获诺奖后的记者会上，崔琦忆童年时含泪说：“小时候在乡下耕田、割草、放牛，能从中学毕业已算幸运，但是母亲有远见，自己不识字，却坚持要我上学。”崔琦曾在杨澜采访时说：“其实我宁愿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如果我还留在农村，留在父母身边，家里有一个儿子，也许他们不至于饿死吧。”没文化的母亲说服同样不识字的父亲，让崔琦去香港上学。临走前，崔琦问，什么时候能回来呢？母亲指着田里的麦子说，明年麦子熟的时候，就回来帮家里割麦。没想到，他12岁和父母的告别，竟成永别。钱永健母亲给了我宽松的家庭氛围（获诺贝尔化学奖，母亲早年毕业于协和医学院）
钱永健获诺奖后说：“每个人都从父母那里遗传点什么，我大概继承的就是当科学家的基因。”钱家是科学史上的“豪门”——一家两代三院士：钱永健是“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的堂侄，钱永健和哥哥钱永佑都是美国科学院院士，而钱学森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从小对化学感兴趣，得益于宽松的家庭科学教育氛围。少年时代，他就在家里的地下室摆弄瓶瓶罐罐，做化学实验。高锟无拘无束的环境下度过童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母亲出自书香门第)
高锟父母“都受过高深教育”。高锟回忆，母亲金静芳出自当地书香门第，秀外慧中，中秋重阳家族聚会时，她会与高家人一起作诗应景。他自幼熟读四书五经，后来因为避战辗转游学香港、欧洲，跨文化的学习从被迫成了习惯。他说：“回顾过去，我得承认我实在幸运。我在无拘无束的环境下度过童年，喜欢做什么便做什么，我的探索精神并没有受到多大的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