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相信父母可以用言传身教的方式告诉子女为人处世的道理。记得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偶尔会见到乞讨的人到我们村子里来。
有一次，天刚擦黑，有一老一少两个苗族装束的人来家里讨饭，说是爷孙俩。父亲让两人吃了饭，天就更黑了。对讨饭的人施舍点吃的是理所应当，但一般都不会留宿家中。父亲却没有踌躇，说天黑了就让那爷孙俩在家歇下。
那时是冬天，我们烧着旺旺的火炕。一家人围着烤火，火光亮亮地照在脸上。父亲递给苗族老人一根他自己种的叶子烟，老人说味道好。就这样抽一晌说一晌话，大家就很熟络了。
那个女孩子，我们都不跟她说话，她也不开口，一双手不安地绞来绞去，脸红红的。安排睡处的时候我很不高兴。苗族老人很诚恳地说，他们是要饭的人，住草楼就可以了。但是父亲不依，让老人和他睡一张床，女孩和我睡。
我和女孩一人睡一头。我心里害怕得很，衣服也不敢脱，紧紧靠着冷冰冰的床沿，脑子里尽想着一些曾经听过的“苗子”放蛊啊杀小孩呀那些传说。害怕归害怕，夜深了还是熬不住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我妈早起生火煮面条，让祖孙俩吃了才走。他们也没有说更多的感激话语，我父母也没有多说什么。帮助他人且不让他人受窘，施者不骄，受者不谄，天经地义，理所当然。
今天想来，我的身上留着的善良，与父亲的影响是分不开的。父亲就是这样用行动告诉我们该怎样做人。对于未知的事物，父亲有着热烈的探求之心，懂得看重“文化“。
他教我“风欲起而石燕飞，天将雨而商羊舞。”“旋风又名羊角，闪电号曰雷鞭。”教我“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我小小的心里记住了这些。父亲踽踽走在前面，让我慢慢愿意靠近一种叫“智性”的境界。
那时在乡间，过年时谁被请写对联，或者人家有红白喜事，被请坐在礼桌“挂簿子”。这亦是“文化人”才享有的荣耀。父亲便常常被请去。
父亲高兴起来时，蘸饱了毛笔教我写“垂露竖，悬针竖”“点如桃，撇如刀”，可惜我终未能如他所愿写得一手好字来。我对“文化”感到敬重和产生兴趣，是因为父亲。我的农民父亲，除了种好他的庄稼，他对于别的农人都觉得“无用”的东西那样执着地爱着。
父亲喜欢音乐，对一切能接触到的乐器感兴趣，而且悟性很高。他教我吹口琴，我很快就会了，他很高兴，喜孜孜地到镇上给我买了一支来。他又能拉二胡，很耐心地教我“嗦嗦哆咪嗦嗦哆咪嗦哆咪”。
初学的人拉起来因音准不到位，很难听，我拉了几次就不拉了。他有点遗憾的样子，也没有多劝。乡间很难找到曲谱，父亲拉来拉去都是那几首《十二月探妹》《五更里》以及《东方红》之类，他觉得不好，鄙俗。
其实后来我在城里上学，是可以为父亲弄到曲谱的。我后悔我那时不懂得上心。家里有一架很老的脚踏风琴，两个踏板多年踩踏已不大灵活，父亲还是能流畅地弹《歌唱祖国》《沂蒙山小调》，父亲的琴声是欢快的。其实他农事繁重，诸般辛苦。
父亲用琴声让我知道生活可以化悲为喜，音乐，是对人世的温柔安慰。父亲面对坎坷，也是从容不迫的态度。他无师自通学会了木活儿，还一度靠这个挣钱养家。我记得他用墨斗弹线时眯着眼睛很享受的样子，且一边用刨子刨木花一边吹着口哨。父亲用行动告诉我，做一个好人，享生之欣喜，得生之乐趣。
供稿：代廷晴
本期编辑：付卉妍
编审：张永东 郑官怡
邮箱：1457523609@
新闻热线：0851-859416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