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朝廷开始仿照西方军制编练新军。其中，以张之洞编练的湖北新军和袁世凯编练的北洋新军实力最为雄厚。但两支军队的命运却截然不同，湖北新军倒戈打响了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枪声；北洋新军却成为袁世凯威逼清室、胁迫革命的私人工具。
张、袁二人练军目的不同
袁世凯出身于“累世勋阅”的大官僚地主家庭，权欲旺盛，为了追求高官显爵不惜出卖当朝皇帝和维新派，用谭嗣同等志士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袁世凯练兵之初，就将北洋军当作自己攫取政治权势的筹码，即使调任山东巡抚期间，也借口“鲁省军队，非己部曲，感情未易融洽”，要求率部分军队前往。
相较而言，张之洞虽然也出身于仕宦之家，却走的是传统科举之路。不满14岁考上秀才，27岁题名探花，从翰林院编修开始登上仕途，曾担任多省乡试考官、学政等职。中法战争期间他署理两广总督，饱尝军火装备依赖洋人的心酸苦涩，开始积极推动洋务运动。可见，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大规模展开以练兵为主的新政，更多是因疆臣的守土职责和对外患加剧的担忧。
张、袁二人所选将领不同
练军期间，袁世凯张之洞的做法似乎相同，除初期吸收了少数旧军将领外，两军将领多选自武备学堂学生和回国的军事留学生，士兵皆按“募兵格式”严格挑选。但袁世凯选将只限自己掌握的北洋学堂毕业生，即使是留学生，也只吸收自己派遣的，非北洋保荐的士官生回国后，很难插足北洋军。结果，北洋系将领均出自本门，在组织上逐渐形成一个严密封闭的军事集团。
慈禧太后去世后至武昌起义爆发前，袁世凯一度免职还乡，清朝廷安排吴禄贞等多名留学生进入北洋军，担任统制等要职，被“小站旧人”大加掣肘，根本“不能由他指挥如意”。可见北洋新军内部控制之严密，对外来人员排斥之深。张之洞的湖北新军将领则唯才是举、来源广泛，将领阶层容易接触外来新鲜思想，观念相对开明。
两军兵源素质不同
袁世凯招募北洋军的作法是:一面招募新兵，一面改编旧军。北洋六镇中，第2、3、6镇以新兵为主，第1、4、5镇以改编旧军为主，其中，第1镇原是京旗常备军，满营都是八旗满人；其余两镇兵士也都是从原淮军中精选而来，因此，所谓的北洋新军六镇实乃半新半旧，自身就与清朝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张之洞起初也曾尝试改编旧军，但湖北毕竟不是重兵防守的京畿地区，旧军人数少、素质差，“操练未见起色”后，即“令全行裁撤”。从此，他基本放弃改编旧军，一心一意招募新兵，并逐年增加招兵名额，这样募集的新兵大多是质朴强健的青年，没有旧军那么浓厚的陋习。
两军日常思想教育不同
袁世凯、张之洞训兵内容大体都是忠孝节义、功名利禄之类。但二人的侧重点大不相同。袁世凯重点灌输的是对他个人的忠诚、忠义，他规定将士“职分所应尽者＂之第二条为“敬官长”:“平居事之，宜如子弟之敬父兄;临事卫之，应如手足之捍头日。”
张之洞训兵则重点强调对国家、对朝廷的忠诚。他亲自编撰并要求将士熟读唱通的《军歌》中，直言“我国文弱外人多耻笑，若不自强瓜分岂能逃？”、“欲保国家须有精兵保”等。同时，歌中还以大量篇幅歌颂大清王朝的“深仁厚泽”，要求将士“立志要把君恩报”。
两相比较，北洋军内部组织严密，将领同出一脉，士兵半数来自旧军，民主革命思想很难传播；湖北新军上下比较开明，士兵年轻容易接受新思想，加上张之洞的爱国主义教育，难怪会把“王师”培养成了大清王朝掘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