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北宋“重文轻武”国策的形成，有一个过程，是在太祖、太宗两朝逐步确立的。该国策一经确立，遂成为宋朝后世皇帝必须遵守的“祖宗之法”。理解这一国策，需要再次重申和明确2个细节：1.“文”指的是文官，“武”指的是武将——而不是武器军备、军队；2.“重”与“轻”是指对文官和武将的权力分配以及由此带来的地位上的轻重变化。所以，逻辑上讲，“重文轻武”国策应该是一套政策系统，这个政策系统理应包含两方面的措施：1.重用文官，提高文官的地位；2.抑制武将的权力，降低武将的地位。下面我们就“大致”从这两方面说明“重文轻武”国策 的实施措施。（有些措施如果同时包含“重文”与“轻武”的用意，我们不生硬归属为“重文”或者“轻武”方面，所以在排序上一贯到底。另外有些学者倾向于用“重文抑武”或者“崇文抑武”来取代“重文轻武”这一表述，但考虑到大众习惯，本文决定采用“重文轻武”这一表述）
1.科举选官：文士的录取名额，远高于武举。
北宋立国，为了满足不断扩大的文官需求，以及巩固执政基础，从太祖赵匡胤时期开始逐步扩大科举取士（文士）的名额。建隆二年（961年）录取进士11人，但开宝六年（973年），却一次性录取进士和诸科达127人。太宗赵光义即位后不到两个月，他就将录取名额扩大至400多人（进士190人，诸科270人），大大超过了以往规模，文士的录取名额简直要用“暴涨”来形容。至于真宗及以后的历代宋朝皇帝，文士录取规模一般都不低于这时的数据。
而且在太祖赵匡胤时期，除了正常录取的进士（正奏名进士）之外，还开创了科举制度的一种特殊规定：考进士多次不中者，另造册上奏，经许可附试，特赐本科出身，叫“特奏名”，与“正奏名”相区别。特奏名进士的名额从太祖时期开始出现，后来不断增加。
如果统计整个北宋期间文士的录取人数并与其它朝代相比，或者将本朝文士、武举的人数同步比较，我们会得出惊人的结论。
学者张希清教授统计到，北宋167年所取文士（含特奏名文士）合计有60035名，平均每年360人。这一数值大大超过了唐朝（年均71人）、元朝（年均12人）、明朝（年均89人）、清朝（103人）。北宋平均每年录取文士的人数是唐代的5倍多、元代的30倍、明代的4倍、清代的3.5倍。这里我们还需要考虑的因素是，论全国人口，北宋是远不及明清时期的。
那么武举的录取情况如何呢？还是以张希清教授的统计来说明。北宋一朝，武举共取士868人，年均仅仅5人。其总数不及宋真宗景德二年文士录取人数的三分之一。
这说明，北宋统治者自太祖、太宗时期开始，就在有意扩大文士的录取规模，而且明显使之远高于武举的录取规模。这是北宋“重文轻武”的直接、有力证据。不仅如此，在授官和任职方面，文士也比武举优越得多。
2.授官任职：文士从快、从优，武举不受重视。
北宋自太祖、太宗时期，就格外重视对新科进士的加恩笼络，殿试合格者常常要被赐袍笏、赐宴、赐试，以示荣宠。起初，新中进士的名单直接在尚书省放榜，但从雍熙二年起，要举行殿前唱名、皇帝亲赐及第、进士登第仪式，使新科进士直接成为“天子门生”，荣耀非常。这些进士很快就得到授官，且官位不低。这一点与唐朝不同。
唐代虽然也是科举制选官，但考中进士的人其实不会被直接授官，这是常常为人们误会的地方。唐代的科举，进士及第后只是获得授官的资格，但何时授官，需要等候，这叫“守选”；在正式授官之前，还须经过吏部的释褐试，方得授官；吏部择人的标准有四：一为体貌端正，二为说话有条理，三为书法工整美观，四为文辞优美。与唐朝相区别之处在于，宋朝将及第与授官并为一途。进士及第后不需其它考核程序就被直接授官。
而且一改唐代授官较低的现象，宋代对进士及第授官要高。按宋真宗时期制度：前三名多授监丞、大理评事，并通判诸州；一甲的其余进士，多授予秘书省校书郎，知县事；甲第较低者，多授主簿、县尉等职。
那么武举的授官情况呢？很不幸。北宋前期因统治者强调以文治天下，所以武举长期废罢，几经兴复，至英宗治平以后才成为定制。而且整个宋代，武举赐出身人的数量较少，并且不受重用。即使举行武举考试，考中的武举人被授予官职，同等情况下，武举人的品级也低于文士。北宋武举中选后，分为三等，其最优者被授予的官职（右般殿直）也只有正九品，但文士的最高授官（大理寺丞）却是正八品。武将的最高官位应该是枢密院的正副长官，但相关职位却也逐渐被文臣所占。
3.考核升迁：文官考核从优、升迁从快。
宋代对官员的考核叫做“磨勘”，由审官院负责。宋代的磨勘很复杂，需要参阅《宋史·职官志》、《宋会要·职官》等文献篇目详加了解。但学术界对宋代的官员考核制度评价较高，认为宋代对官吏的考核在继承唐代对官吏考核的基础上有较大发展，并对元明清三朝予以深远的影响（元明清三朝基本上是对宋代的仿效，而少有进步）。而且宋代对官吏的评价可谓“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磨勘制度明确规定了官吏升迁的各种条件，政绩越好的官吏升迁的机会和获得奖赏的可能性也越大。宋代的所有官员，不论文武，都要接受磨勘。
在磨勘制度中，文官和武将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文官的磨勘年限比武官要短，文官的升迁比武将快。
比如，宋真宗时期文官调任“京朝官”的磨勘年限是三年，而武将却是七年；英宗时期做了调整，调任“京朝官”的磨勘年限改为四年，武官的磨勘期减为五年，但文官的磨勘年限还是比武官少。
宋代官员遇有犯罪，根据制度，其磨勘期会延长，但文官与武将的待遇也很不平等。按照宋仁宗时期的规定，官员若犯赃罪（也就是贪腐），文官的磨勘期延长至七年，武将则为十年。也就是说，同等犯罪情况下，文官的磨勘期也还是比武将要短。
磨勘期上文官所处的优越地位带来的直接好处就是升迁快。这一点尤其体现在进士高科出身的官员身上。他们十几年功夫就擢升为宰相的相当普遍。
太宗朝的第一个状元叫吕蒙正，只用了十一年就被提升为宰相。整个北宋共71名宰相，除赵普等4人因“开国功臣”身份而任宰相外，只有3人不由科举出身任宰相，其它64名均为进士或制科出身。（注：“制科”是唐朝宋朝都有的一种特殊的考试制度。科举考试每三年一次，而制科考试是不定期的。参加制科考试的人员由朝廷中的大臣进行推荐，然后参加一次预试。最后，由皇帝亲自出考题。制科考试的选拔非常严格。）
4.优待文士：宋朝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且“不许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
宋朝皇帝不仅重视文士，而且还拥有“与帝王共天下”的无比崇高的政治地位。据文献记载，太宗赵光义曾对宰相李妨等文官说：“天下广大，卿等与朕共理，当各竭公忠，以副任用”。自此，“与士大夫共天下”成为北宋帝王与大臣遵循的政策。帝王“与士大夫共天下”，等同皇帝与士大夫结成政治同盟。这种地位，是武将所不可能享有的。整个宋代，从未听说皇帝对武将有过类似表述。
宋朝皇帝给予文士至高地位的还有另外一句话：“不许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这句话据说是太祖赵匡胤所说，但也有人怀疑为杜撰。不过，事实却是宋朝皇帝的确极少杀戮士大夫，若非谋反之类的重罪，诛杀士大夫的案例的确罕见。所以“不杀士大夫”这条家训的真实性很高，它就算不是赵宋王朝的成文法，也一定是习惯法。
这不能不说是宋朝皇帝给予士大夫的一个优待，因为中国历史上其它各朝都不能与之相比。其它各朝，我们熟悉的反而是诸如焚书坑儒、重用酷吏、廷杖、文字狱等多种名目的杀戮士人案例。所以，清代王夫之格外羡慕宋朝文人待遇，认为“自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诏子孙，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张邦昌躬篡，而止于自裁，蔡京、贾似道陷国危亡，皆保首领于贬所。……宋之初兴，岂有自贵之士使太祖不得而贱者感其护惜之情乎？”
反观武将之地位，就格外悲哀。因唐末五代以来的教训，宋朝统治者始终对武将保持高度的戒备与防范。与对士大夫态度不同的是，宋朝皇帝始终视武将为政权的直接威胁或者潜在威胁，所以采取猜忌、防范态度，稍有过错即遭到罢官或者问罪，甚至即便证据不足也能被定死罪。这种司法待遇上的不公平，简直堪称“天壤之别”。
5.文官主政：以文驭武、军政分离。
按照宋朝统治者的制度设计，枢密院是中央军事决策机构，专门分割宰相事权而设立，有削弱相权的意图。但削弱相权的同时，也实际上限制了军权对行政的侵入，所以实际效果是军政分离。不过枢密院很快就不再是武将的舞台了；枢密院的智能没有发生变化，依然是负责军事决策，但其正副长官却逐渐由文官来充任。
根据一些学者的统计数据[1]，北宋一朝，在枢密院存在的167 年中，出任枢密院正职长官的有73人、副职长官129人。
在正职长官中，有73.9%的比例是文官 ，武将出身者只占24.6%；副职长官中有83.7来自文官，16.2%来自武将。而且，北宋枢密院存在了167年，确有91年的时间由文官在枢密院独自任正职，文官主掌枢密院的时间长度占北宋枢密院存在时间的54.4%；另有文官与武将并任枢密院正职时间长达，与前者相加则有107年，约占枢密院存在时间的64%多。这说明，枢密院的正职长官主要是、长期是由文官充任的。其实副职长官也呈现这样的特点。北宋文官在枢密院独自任副职约121 年多，其独立任副职期间大约占北宋枢密院存在时间的72.4 %；北宋文官另与武臣共同任副职27 年，与前者相加，合计148 年左右，约占北宋枢密院存在时间的88.6 %。也就是说，文官出任枢密院正副长官的时间、人数与武将相比，始终是处于压倒性优势的。枢密院作为中央最高军事机构，长期、大量由文官掌管，这种现象我们叫做“文臣主枢密”，意在要用文官来驾驭武将、约束武将，也就是“以文驭武”。
与中央“文臣主枢密”遥相呼应的，则是地方上大规模的“文臣任知州”。太祖赵匡胤从乾德元年开始，任用文臣做知州，管理州的行政事务，自此州不再隶属于藩镇，节度使也逐渐成为一个虚衔。为了防止知州职权过重，专擅作大，宋太祖后来还创设“通判”一职，与知州共管州的地方行政事务。知州与通判，相当于州的正副长官，但都来自文官。文臣任知州，以及通判的设置，使地方权力实现了军政分离，自此军不代政。这种军政分离的局面后来还发展到地方财政、司法等领域，甚至战场上的指挥权都交给文臣。范仲淹、韩琦、庞籍等人都指挥过对西夏的战事。
通过文臣主枢密、文臣任知州，设置通判、转运使等职，太祖太宗时起，宋朝全面形成和发展了文官主政的局面。以至于仁宗时蔡襄说：“今世用人，大率以文士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文士也。虽有武臣，盖仅有也。”这是对文官主政局面全面形成的真实写照。
事物常有正反两面，在文官主政局面形成的同时，必然是武将权势的衰落和抑制。武将权势的衰落和抑制，首先是从各种分权、削权开始的。通过分权和削权，宋朝建立了“将从中御”的制度。
6.将从中御：三衙各统兵，临战授阵图。
“将从中御”是太宗时期户部郎中的张洎归纳总结出来的，意思是说最高统治者（皇帝）对率军出征的前敌将领，不给以机断行事的指挥全权，事事必须禀承皇帝或朝廷的旨意行动。这个词在由太宗朝的户部郎中张洎（jì）在《续资治通鉴长篇》中提出。张洎在太宗端拱二年（989年）总结伐辽失败的原因说：“伏自北戎犯顺，累载于兹，其故何哉？盖中国失地利，分兵力，将从中御，士不用命故也。”张洎认为伐辽失败原因在于将从中御，士兵不愿意效命。
但其实“将从中御”形成于太祖时期。太祖赵匡胤对军队进行改革，将军权一分为三：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又通过枢密院掌调兵权、将帅掌领兵权，形成了“领兵权”和“调兵权”格局；而且通过驻军轮换，造成了“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局面。这自然是基于汲取唐末五代以来的教训而处心积虑为之。
宋太祖时期对军队已经掌握了绝对的权力。每遇战事，枢密院负责提供决策建议或者推荐武将，但建议的最终采纳或者人事安排都是由皇帝决定的。将校的任免、部队的调动都由太祖绝对掌握。至太宗时期，皇帝对军队的控制极端发展，连出征作战用什么阵图都事先由皇帝画好、且不容许有任何变通的余地。一切都要服从中央朝廷的旨意。
这还不算，太祖时期还沿用唐朝旧制，任用宦官为监军。为了监督战场上的将帅，监军们被赋予很大的权力，以确保“将从中御”地贯彻实施。
7.限制武将：分散军权和兵权，减其辖区、夺其司法、收其精兵、制其钱谷。
武将的权力自太祖以来有多方面限制。在前面的篇目中已详尽叙述分散军权和分散兵权的做法，降低了武将和军队对皇权的直接威胁，但这还不是全部。当时藩镇还在，武将还有与地方势力勾结拥兵自重的可能。所以太祖又实行了驻军轮换的制度，制造“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效果。但这依然不能使他放心。
于是，遵循赵普的建议“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对藩镇的武将采取了系列措施予以限权，主要包括：削减其辖区、剥夺其司法权、收其精兵、制其钱谷。
“削减其辖区”的做法是，把原属于藩镇管辖的支郡直属于中央，使“天下节镇无复领支郡者”；“剥夺其司法权”的做法是，派文官到地方担任县尉，掌握地方的司法治安权。“收其精兵”的做法是，将地方军队中强壮之士抽调充实禁军。“制其钱谷”的做法是，将地方财政中的大部分送往中央，专设“转运使”负责地方财政，借此控制地方财政、使武将丧失割据一方的经济基础。
综上所述，北宋“重文轻武”国策的切实体现不是“重视文教”这样的面子工程，而是实实在在地提高文官地位、抑制武将权力、降低武将地位的措施。这些措施主要是在太祖和太宗时期全面施展完成的，后世只是奉为“祖宗之法”来遵循、不动摇。通过“重文轻武”，北宋统治者巩固了皇权，中央集权的程度超过秦汉和隋唐。文官和武将地位高下的格局在整个宋朝大体上被固化下来。另外，文官主政时代的到来开启着社会面貌的新变化。这是下一个需要讨论的议题。
[1]陈锋：《北宋枢密院长贰出身变化与以文驭武方针》，《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29-38页。
（作者简介：袁岂凡，北京市第十五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