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位于我国内陆西北地区，东部和中部是黄土高原，西部则为戈壁、绿洲、荒漠并存的千里走廊，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倾斜，地形狭长，独特的地理环境为其带来文化的多样性。而体现这种文化多样性的物质载体，就集中于甘肃省博物馆。
1. 甘肃省博物馆外景
坐落在黄河之滨兰州的甘肃省博物馆，是国内最早成立的综合性博物馆之一。其前身是1939年成立的甘肃科学教育馆，1950年改为西北人民科学馆，1956年改名为甘肃省博物馆（以下简称甘博）。甘博现藏珍贵历史文物、自然标本80000余件（组），其中一级文物686件（组），二级文物2606件（组），三级文物48164件（组）。尤以新石器时代之冠甘肃彩陶、汉代简牍文书、汉唐丝绸之路珍品、佛教艺术萃宝等珍贵文物最具特色。
彩陶
甘肃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彩陶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彩陶最为发达的地区。约10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随着原始农业的出现和定居生活的需要，我们的祖先发明了制陶技术，距今约8000年前，我国渭河流域的先民成功生产了第一批彩陶。其融造型优美、图案绚丽、色彩缤纷于一体，是原始文明璀璨夺目的瑰宝，也是诗人艾青口中“人类童年的智慧之花”。
甘肃彩陶文化的展厅分为“文明曙光——大地湾文化彩陶”“锦绣初展——仰韶文化彩陶”“彩陶之冠——马家窑文化彩陶”“余晖留艳——青铜时代诸文化彩陶”和“陶苑奇葩——远古雕塑艺术”五个单元，通过展出的400余件彩陶精品，探寻甘肃大地上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5000多年间彩陶的发展脉络。第一单元“文明曙光”中一件宽带纹三足圆底彩陶钵是典型的大地湾文化彩陶，该器下承三乳足，口沿外周圈抹光，上绘红色宽带纹，兼具食器和饮器的功能，是中国迄今为止最早的彩陶。大地湾文化彩陶另一主要特点就是出现了十多种红色和褐色的彩绘符号，诸如“＋”“○”“×”等，有些专家认为是一种指事符号，远早于被认为是中国文字起源的半坡类型的刻画符号。
提起仰韶文化，绕不开其发现者瑞典地质、考古学家安特生，其于19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磨光的石斧和石刀，以及涂有黑色纹饰的红陶。1923至1924年，为了寻找仰韶文明的源头，安特生溯黄河而上，在甘肃青海地区进行调查发掘，他对所获的彩陶赞叹不已，称其“精美绝伦，可谓欧亚新石器时代末叶陶器之冠”。此时的彩陶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单一的纹饰逐步变为组合纹饰，以鱼、鸟、花瓣、叶片为主题，各类像生型和几何纹饰丰富多姿，其中以一件仰韶文化晚期的鲵鱼纹彩陶罐（图2）最为典型。此罐腹部绘有一鲵鱼纹，圆溜的脑袋，睁大的双眼，弯曲游动的身姿，俨然一幅娃娃鱼的真实写照。有人分析此形象是人首蛇身，为伏羲氏，也有人认为是龙的原始形态。
2. 鲵鱼纹彩陶罐，仰韶文化晚期，口径7厘米，底径12厘米，高38.4厘米，甘谷县西坪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
仰韶文化晚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彩陶文化走向衰弱之时，从甘肃陇东仰韶文化派生出的马家窑文化异军突起。它既是黄河中上游甘肃地区所独有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也是甘肃彩陶文化最鼎盛的高峰。考古学家根据马家窑文化的时代变迁，将其分为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马厂类型。
马家窑类型的彩陶，其陶土经反复筛选、淘洗，成品坚硬细腻，以与水波有关的蛙形纹、卷波纹、圆点纹和弧形三角纹为主题纹饰，虽仍用黑色为主的色彩，但其纹饰的韵律波动感幻化出各种不同的形态，透露着生命的巨大能量。半山类型彩陶最独特的标志是红黑的腹彩纹饰，一般用红彩勾勒出母体花纹，两侧配以黑彩，绘以锯齿纹，齿间刺向红彩。器型上则盛行腹部较高、丰满圆鼓的大型瓮、罐。马厂早期的彩陶继承了半山晚期，两者在器型和纹饰上有极为明显的继承关系。马厂类型最典型的四大圈纹就是半山时期同样花纹的延续和发展，其中一件涡纹彩陶瓮（图3）为泥质红陶，施红、黑彩，绘有四方连续螺旋纹，制作异常精美，是目前发现最大的彩陶，被称为“彩陶王”。
3. 涡纹彩陶瓮，马家窑文化时期，口径19.7厘米，底径12.5厘米，高52厘米，甘肃省博物馆藏
甘肃在距今4000年前后步入了青铜时代，先后出现了齐家、四坝、辛店、沙井等含有彩陶的青铜文化。由于此时气候日趋干燥，像生型纹饰由水族纹转换成草原戈壁常见的动物纹，这是彩陶的最后一抹余晖。
值得注意的是，前四大单元都是按照文化类别划分，最后一单元则是挑选出各个时代的陶器，根据制作工艺（捏塑、贴塑、堆塑、雕刻、镶嵌、镂空）来说明陶器的发展，其中有许多雕塑彩绘相结合的珍品，最为典型的就是仰韶文化早期的头形器口彩陶瓶（图4），其瓶口为圆雕人头像，披发，眼、嘴、鼻孔镂空。双耳各有小穿孔，应是用来系悬挂的装饰品。该瓶可能不是日常实用器皿，而是某种原始信仰崇拜物。
4. 头形器口彩陶瓶，仰韶文化早期，口径4.5厘米，底径6.8厘米，高31.8厘米，甘肃省博物馆藏
古道遗珍——甘肃丝路展厅
文化的传播和影响一直以来都不是单向的，甘肃处于东西方文明交会的通衢之地，自然成了古代中国最早接受和传播东西方文化的前沿地带。甘肃丝绸之路文明展厅第一单元“丝绸之路前沿”所要呈现的就是这段历史。其中最为直接说明问题的就是权杖头，展厅中展示了各种文化、材质的权杖头（注1，图5），实物上方则配有古埃及、两河流域的权杖头图示作对应，从而使观众可最直观地了解文化间的相互影响和借鉴。
5. 丝绸之路展厅展出的权杖头
到了周秦时代，河西走廊的交通变得更为畅通。甘肃西周灵台白草坡出土的青铜器（图6）及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遗址，便是多元文化交流的见证。20世纪90年代，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遭到疯狂盗掘，一批珍贵文物被非法转卖至海外，国家文物局将原藏于法国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的56件大堡子山流失金饰片（图7）划拨给甘博，这是中国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取得的重大成功之一。这些文物对于研究秦国的早期历史和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6. 丝绸之路展厅展出的西周灵台白草坡出土的青铜器
7. 金饰片，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遗址，甘肃省博物馆藏
在此之后的各个时期，也都有这种交流的历史见证，其中经典的有中国旅游标志铜奔马、铜车马仪仗队、驿使图画像砖、武威天梯山彩绘菩萨像壁画等风格迥异的丝路瑰宝。
佛教东传——佛教艺术萃宝展厅
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另一重要标志便是佛教的东传。甘博佛教艺术萃宝展厅集中展示了从北凉至明清各时期的佛教造像，其中最为知名的有我国有明确纪年的北凉承玄元年（428）早期佛塔的珍贵实物资料——高善穆石造像塔及甘肃省泾川县玉都乡出土的后秦鎏金铜佛像。该像身穿通肩式袈裟，结跏趺坐于狮子座上，下呈四足方架，通体鎏金，是国内保存最为完好的十六国时期铜造像之一。此像有犍陀罗风格，但佛像开脸、背光等融入了中原的本土文化因素，体现了梵汉融合的艺术特点。
甘肃是古代中国通向西方的必经之地，东西方文化在此融会，留下了无数璀璨瑰丽的艺术珍宝，呈现出灿烂辉煌的文明。从中我们也可以深刻地了解到，任何文明唯有开放包容，更多地碰撞交融才能走得更远更好。
铜奔马
东汉，通高34.5厘米，长45厘米，宽13.1厘米，重7.3千克，1969年甘肃省武威市雷台汉墓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
造型矫健精美，作昂首嘶鸣、疾足奔驰状。塑造者抓住了奔马三足腾空、一足超越飞鹰的刹那瞬间，让飞鹰回首惊顾，更增强奔马疾速向前的动势。其全身的着力点在超越飞鹰的一足上，精确地掌握了力学平衡原理，具有卓越的工艺技术水平。铜奔马被认为是东西方文化交往的使者和象征，由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
武威天梯山彩绘菩萨像壁画
北凉，高106厘米，宽60厘米，甘肃省武威市天梯山石窟，甘肃省博物馆藏
这幅菩萨像原位于天梯山石窟第四窟中心柱右向面下层龛外的第一层。菩萨束带大圆髻，波浪卷发垂肩，高鼻深目，身姿呈“S”形，具典型古印度人物特征。线条丰富有力，面部采用西域壁画的凹凸晕染法。
甘肃省博物馆
兰州市西津西路3号
文・摄影｜陈杰
注释
1.最早的权杖头出现在安拉托利亚高原。在土耳其哈兰切米遗址出土有新石器时代的石质权杖头，其年代早到公元前9500至前8800年之间，在近东和两河流域，作为权力标志有着悠久的使用传统。权杖在近东出现后，不断向四周扩散，其中向东的一支经伊朗进入东亚，进而影响了中国。详见李水城，《赤峰及周边地区考古所见权杖头及潜在意义》，《第五届红山文化高峰论坛论文集》，。
参考书目与延伸阅读
1. 马承源，《仰韶文化的彩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2. 张力华编，《甘肃彩陶》，重庆出版社，
3. 甘肃省博物馆编，《甘肃彩陶》，科学出版社，
4. 甘肃省博物馆编、俄军主编，《甘肃省博物馆文物精品图集》，三秦出版社，
5. 郎树德，《甘肃彩陶研究与鉴赏》，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6. 国家文物局编，《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
7. 陈淳，《考古学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
8. 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本文刊载于《典藏·古美术》中国版1月刊。原标题：《甘肃省博物馆——丝路文化的见证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