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洋泾浜
语言接触最普通的结果是产生外来词，但有一种特殊的结果是产生“混合语”，洋泾浜英语即是这样一种语言。早在18世纪英语和汉语在中国沿海城市接触的时候就已产生。洋泾浜原是旧上海分隔华界和租界的一条小河(今延安东路一带)，鸦片战争以后，上海辟为商埠，洋泾浜一带成了外国商人聚集的地方，那一带的华商出于跟外国人打交道的需要，常用夹杂着上海话的英语交谈，他们所说的英语被称为洋泾浜英语。
一、洋泾浜英语的渊源
洋泾浜是清代上海县城北面的一条小河，鸦片战争以后成为外国租界与华界之间的界线。习惯上将法租界以南至小东门一带称为洋泾浜。这一地区因为是外贸码头所在，起初经常有人操蹩脚的英语作为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贸易中介，后来这种英语直接成了中外买卖双方之间常用的语言，于是这种英语就被称为洋泾浜英语。
英国的对华 贸 易 开始于1637年，当时中英语言尚未有任何接触，英国人只能靠着在澳门懂中国话的葡萄牙人或者懂葡萄牙语的中国人才能做生意。数十年以后，中英贸易数额逐渐增大，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取得了对清朝贸易的垄断权，在广州设立了商馆。英国商人在贸易季节里可以居住于广州，在非贸易季节里则居于澳门，中英语言接触渐渐加强，中国洋泾浜英语随之应运而生。
清末上海南京路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国曾两度遣使，要求直接同清朝进行正常贸易。但因为直到18世纪末，尚无通晓中国语言的人才，因此那些已经进行的贸易大多依靠洋泾浜英语来进行。懂得中国语言的英国人，见于记载的的只有洪任辉一人。所以1793年来到中国的马戛尔尼使团不得不到欧洲大陆去寻找中文通事（翻译官）。
19世纪初，中英语言接触已经进入到学术层面。以传教士马礼逊为代表的一批人已经从编辑中英对照词典以及语法书入手，进而在东印度公司里培养能够应用中文的贸易人才。但与此同时，洋泾浜英语不但没有缩小使用范围，反而使用得越来越普遍。任何一个到中国沿海来航行的人，无论是商人、海员，还是传教士，都注意并接触到了洋泾浜英语，并总是在他们的著作里予以或详或略的介绍，这种情况在鸦片战争以前已经很明显。
如美国传教士雅裨理描写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之际，他初到广州时，许多来访问他的中国人大致都能讲英语，但确切地说，那实际上是一种英语、葡萄牙语与汉语的混合物，所以有时他并不能完全听懂。又如1836年经过澳门来到广州的某西洋人在1838年出版的《番鬼在中国》一书中详细了他与中国人接触时所听到的各色人等说的洋泾浜英语，其中甚至有一名是家妇。其他到过中国的航海日记或有关著作上也有类似的记载。
广州十三行
（2）词汇方面
洋泾浜英语的词汇量很小，以便使人易于记诵与使用。所以一词常有多种意义，如catchee除了get，bring，find等意思外，还有become的意义。还有一些不识中文或英文的劳动者，迫于生活，不得不跟外国人打交道，为了学会洋泾浜，编了一些歌诀，以便记诵。下面录出其中部分歌诀：来是 “康姆” ( come)， 去是 “谷” ( go )； 是叫“爷司”(yes)，勿叫“诺”(no)； 红头阿三 ( Keep door ) “开泼度 ”；自家兄弟 “勃拉茶” ( brother)等等。
马戛尔尼拜见乾隆
（3）语法方面
英语没有量词，汉语必须有，否则中国人说起话来不自然，但汉语的量词众多，不易译成英语，于是为洋泾浜英语设计了一个通用的量词piece。不管是一匹马的匹还是一个人的个，都同用这个piece；汉语的名词与代词均无屈折变化，洋泾浜英语的代词也因此省去主宾格所有格的差异，如以my代替me；以汉语的词序来表达英语的意思，如can do？ 纯粹是中国话“能行吗？”的硬译；’My no sabbee he’则完全是汉语词序的逐字翻译，从语法上看是更中国化的洋泾浜英语。
（4）词源方面
中国洋泾浜英语的形成过程比较特殊。因为葡萄牙人比英国人早到中国近百年，因此在产生洋泾浜英语以前就有了洋泾浜葡萄牙语的出现。后来前者逐渐取代后者，成为中国沿海流行的唯一洋泾浜语言。但原来一些重要的频繁使用的葡萄牙语词仍然留了下来，成为洋泾浜英语的成份，但这些成份并非直接照搬，而是经过了讹变。如sabbee，joss直接是saber与dios的讹写。
（二）非规范性和口语性特点
在学习洋泾浜英语时，中国人多用口授或汉字注音的方法，只注重听说而不讲读写，随意造词造句，其中最常用的一种学习方法就是靠背口诀。对中国人而言，能与外国人讲“英语”，就意味着他们能跟外国人进行生意谈判和往来、能听懂外国牧师的布道或领会外国主人下达的指令。另一方面，常来华经商、学习或办理外交事务的外国人以及居住在中国的外侨，出于一种需要，必须首先克服语言交流上的障碍，放弃中国人说不来也听不懂的、属于自己的“正规英语”，被迫转而学习“中国洋泾浜英语”，这样才能与当地中国人进行语言“沟通”。能与中国人讲“英语”，就意味着他们能通过中国通事与中国官吏交流、能跟中国买办谈生意、能听懂中国老师讲的课，或能让中国厨师炒菜做饭、能给保姆下达看管小孩的任务、能叫仆人端茶上饭，甚至自己可以到小摊贩和菜市场购物。
《英语注解》
外国人学习洋泾浜英语也没有正规的章法可循，顶多通过“入乡随俗”。或照着别人的样子学的方法跟着当地中国人学，偶尔他们给洋泾浜英语增添一点新的表达法，让中国人去学着说。洋泾浜英语在上海普通百姓与外国侨民之间的运用显得尤其突出。因为，大多数英国人在上海交不了几个中国朋友，仆人就成了他们在上海接触最多的中国人，这种关系虽谈不上完美，却也弥足珍贵。
十九世纪在华美国外交家何天爵是这样描述的：“除了几个合成词之外，再也没有人知道它是怎样或者何时将汉语中的一些方言杂揉了进去，这些东西被生吞活剥、依样画葫芦，翻译成了英语。”从何天爵的笔下我们可以得知，洋泾浜英语的非规范性已经到了“不伦不类”和“非常可笑”的程度，尽管它当时是中国人与外国人进行交流的必要工具。出版于1834年、由马礼逊之子小马礼逊所著的《中国商业指南》，其开篇部分便列有四十七个广州英语词条，均属于口语性质，例如“Chinchin take care of my”词条下，相应的中文解释为“请多多关照”等等。
唐廷枢《英语集全》
由晚清大买办唐廷枢所编著《英语集全》分为六卷，记载的全是有关商贸和日常生活方面的单词、词组和语句，无句法词法规则。其中卷一至卷五大多为涉及天文、地理、时令、服饰、食物、五金、杂货等单词和词组，卷六是问答句式，如卖茶问答、卖肉问答、卖鸡鸭问答、卖杂货问答、雇人问答、探友问答、早晨问答等。即使晚到19，在出版的《商务书馆华英字典》里，尽管所收集的英文词条多达四万之多，但仍无例句、音标，只有英文单词和短语以及中文注释。不管外国人是否听的明白，中国洋泾浜英语的使用者在创造用语的时候显得特别随意，很自然的一个原因在于中国洋泾浜英语是在中国本土上使用，使用的主体是中国人，在中国人首先适应了西洋话，尤其是英语之后，那就该轮到来中国的外国人去适应中国人所讲的洋泾浜英语了。
参考文献：《社会语言学》、《英语集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剑桥晚清史》、《晚清七十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