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维教授
本期嘉宾
史维教授，美国密歇根大学航空工程学博士，美国航天及宇航学会及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院士。他凭着出色的研究和专业成就获得多个重要奖项。
史教授是享誉国际的学者，对于计算流体力学、燃烧和推进、流体结构互动、生物流体力学、生物性及低雷诺数飞行器等的贡献均深受国际认同。
史教授在美国任教期间，仍然与内地、台湾、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与地区保持紧密的联系与合作。史教授著作甚丰，并曾参与多项编辑工作，包括《剑桥航天系列》及担任将会出版的主要参考书籍《航天工程百科全书》的联席主编。
史教授曾任职于美国通用公司全球研发中心、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是全球第一条计算机研发的飞机引擎燃烧室方程式的发明者。
注：此次访谈举办于4月30日，当时史维教授为香港科技大学首席副校长。
大学的特质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任何一所学校要办成在世界上有竞争力的水平，通常不止十年二十年的时间，需要更长的时间酝酿、积累。大学是具有社会稳定性和前瞻性的组织。”
Q
袁老师：我们知道香港科大风格是非常务实的，而首席副校长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岗位。您当时为什么选择加入香港科大担任首席副校长一职？
A
史维教授：先介绍一下我的成长背景。我的父母1949年从内地到台湾，我在台湾出生。我在台湾读完了大学之后当了兵，在美国读了硕士、博士，我跟我太太在美国认识、结婚，我们在美国生活了30年。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内地，我们受到的教育一部分跟当代时势有关系，还有一方面是跟中国历史背景有关系。我们多少会有些抱负，总是希望尽一点责任义务，我们这一代中有很多人是向往当教授的。
人生有很多的机缘巧合，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香港科大在找副校长，问我有没有兴趣。
之前我来香港科大做过简短访问，从香港科大创校开始我在美国就一直有观察，因为当时香港科大创校是非常轰动的事，而且有时开会也会碰到很多香港科大教授。于是我就来了。在过往几年中我也学习到了很多。
Q
袁老师：您是带着个人的情怀和梦想来为香港科大做贡献，更是为中国做贡献！香港科大这几年取得很多成就，多次在亚洲大学的评比中摘得桂冠，这样的成就对香港科大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A
史维教授：香港科大的每一个人，对于这个成就，都一定是感到骄傲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任何一所学校要办成在世界上有竞争力的学校，通常不止十年二十年的时间，需要更长的时间酝酿、积累。
大家有时候讲一些上百年的组织，除了教会、银行，其余的大多数都是大学。大学有一个特性，它是具有社会稳定性和前瞻性的组织。
如今，大学也是全世界所有行业里面竞争最激烈的组织之一。但它的评价标准不像公司那样，用一些很简单的数值可以定义这个公司的优劣，大学相对来说非常复杂。
对大学来说，最重要的是人。一方面是学生，学生走出校门后变成校友；另一方面是教授，教授传道授业，也创造新的知识。但怎么判断大学是否造就了真正的人才？这不是毕业之后就可以看出来的，也不一定5年之内能看出来。
所以我认为现在我们的责任就是一方面给我们学生最好的教育，另一方面，跟我们校友有良好互动，让我们校友在毕业之后有更多、更好的机会。
Q
袁老师：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思辨，一方面为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另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面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我们都热爱香港科大，除了香港科大，您觉得最值得称赞的大学是哪一所呢？
A
史维教授：有很多大学。我大学的母校是台湾清华大学，读研究生的大学是密歇根大学，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称赞的大学，所以这个问题在我这里没有固定答案。
另外我想从客观来说，我认为大学是不能靠排名来评判的，这一点在我回到亚洲之后感觉更加强烈。我们习惯把好坏、优劣定得非常清楚，第一名是哪所学校，第二名是哪所学校。
但是在排名最好的大学也会有不成功的经验。美国在这方面就与我们不同，那些拔尖的学生分布在美国的各个州，并不一定是所谓的最好的学校，这是个很正常的现象。
所以任何一个大学都有非常优秀学生。我希望把这个问题换一个角度回答，就是在既有制度之下，我们能做什么事情，让我们的学生得到最大的助力、发展得更好。
Q
袁老师：大学有三个基本功能—创造知识、传播知识、服务。未来的大学会不会有质的变化？未来的大学会是什么样呢？
A
史维教授：第一个问题很容易回答，未来的大学一定会变。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一个蓝图，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公开、虚心、开放地去做试验。
如今一个很重要的新挑战，就是有些方面机器与人可以互补，有些方面机器比人聪明，这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
Q
袁老师：所以未来一定会变，但是变当中也有不变
A
史维教授：我认为是没错的。老师走进教室在黑板上写字、对着学生讲话，这个时代其实已经过去了。只是现在大部分学校，包括香港科大在内，我们还是在实施这种教学方式。这几年我们有很多的讨论、变动，我预测再过几年大家会接受一些变化，只是目前还在彼此说服的过程中。
还有，我们现在可以了解到学生的学习偏好，这并不只是教授怎么去教，而是从学生那里得到反馈，由此给学校提供很多新的资讯，让教授可以更了解。
再一个是如何定义“老师”这个角色，这个是非常大、非常严肃，甚至是影响人类未来成长的一个大问题。老师并不一定要主导教课，也不仅仅是传道授业解惑，还要发现新知识，从学生身上也能学到很多新的知识。
Q
袁老师：您前面提到在香港科大的这几年时间里，您学到很多。您觉得学到的最重要一点是什么呢？
A
史维教授：香港科大是一所非常国际化的大学，在香港也是比较特别的学校，因为香港科大当年创校时是很美式的大学风格，在教授的聘请、考核制度上，跟当时美国主流大学没有太大差别。但在行政系统方面，由于历史背景的关系，有很多英式大学的风味，这个跟美式大学就不同。
另一方面，香港科大虽然是非常国际化的大学，但人文风范还是有些中国式的。所以香港科大是个有趣的有机体—学术上美式，行政制度受英国影响加上中国式的人际关系。我到香港科大来之前，没有在中国工作过，所以这个对我来讲非常有学习意义。
Q
袁老师：所以您是个复合型人才。
A
史维教授：我是受到了复合型教育。
左手治学 右手治校。
“无论办学还是做科研，最重要就是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并不是说谁对谁错，也不是谁赢谁败的问题，而是真正能找到一个进步的方法。”
Q
袁老师：您说“左手治学、右手治校”，做研究和做管理哪个更难呢？
A
史维教授：两个领域挑战不同。做研究尤其是搞工程科学，对错可以验证，挑战的对手是看不到自然定律，但最后的成败可以判断。
做学校的行政协调工作是没有止境的，今天可能觉得没有成功，但并不表示明天没有机会再翻转。今天大家都同意了，不表示明天所有人还愿意继续做。
但无论办学还是做科研，最重要就是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并不是谁对谁错，也不是谁赢谁败的问题，而是真正能找到一个进步的方法。公开的讨论甚至辩论是治学和治校两方面都需要的态度。
Q
袁老师：您是科学家，研究的领域很精深，如果一个三岁小孩儿问您：“史校长您研究的是什么呢？”您会怎么回答？
A
史维教授：我就是在研究任何一个东西能不能飞，怎么能飞起来，如果不能飞是为什么？
比如，猪是不能飞的，即使给了它翅膀也不能飞的。为什么飞机有翅膀，不能扑翼的？还有飞的越低速、越高速，有很多基础上不同的要求。飞得快不见得能飞得慢，这是它的机制。我就是研究这些的。
Q
袁老师：航空航天发展是中国下一个国家战略，作为航天航空方面的专家，您认为中国航空航天事业下一步发展会怎么样？
A
史维教授：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进步是举世无双的，从来没有类似的经验。中国的体量，还有中国人的勤勉，各个方面都相辅相成。
所以在物联网、机器人等很多方面不仅是有竞争力，而且是逐步领先的。但凭心而论，中国在航空航天领域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而且这个路是很难走捷径的。但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机会。
Q
袁老师：您作为航空航天的专家，对宇宙一定有自己的看法，您的宇宙观是什么样的呢？
A
史维教授：我个人没有特别的宗教信仰，不是我不相信神，我觉得有一个无形的、无所不在的力量，到底是什么呢？我不了解，我只能尊敬。
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比较能让内心平和化。最后是自己心里面有一个度，一杆称，这个要看自己。
Q
袁老师：所以对未知还是要去尊重。
A
史维教授：我是信有外星人的，我也相信宇宙不只是有一个。有个理论说宇宙里面有非常多平行时空，我是相信这点，虽然我不是学物理的。我总觉得有些事发生时感觉好像似曾相识，我想各位肯定也有类似的感受。是什么我不知道，所以这个很难说。
Q
袁老师：所以科学家也有很多不知道的事。
A
史维教授：科学家知道的比不知道的少之又少，最重要是虚心。
群飞的力量
“我希望香港科大具有能够带领学生、老师、校友形成群飞的力量。因为群飞是最省力的、最有效率的。”
Q
袁老师：史校长您有个最大的爱好，就是摄影，尤其是拍各种飞鸟。
A
史维教授：是的，我跟我太太有共同的爱好。我学的航空航天，看到飞鸟就很高兴，我觉得它们是我的朋友。我到香港科大之前，有一个重要的研究范畴就是分析了解生物飞行。
以前我们学航空工程，老师不教鸟怎么飞，因为鸟飞的定律跟飞机飞的定律有很大差别。研究鸟飞是动物系，不是工程系。一直到90年代末，我们做工程进展到可以做微电子，各个方面可以更细化之后，使制造与鸟大小尺寸相似的飞行器变为可能，而在以前这是不可能的，而且做的非常粗糙。
所以后来我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决定要把这个题目拿出来研究。我在美国有个很大的计划、很大的团队，好几个学校与我合作，就是研究生物怎么飞。起始点虽然不是研究鸟，但我是想从研究鸟里面提炼一些规则，发明小的飞行器。
Q
袁老师：您拍过多少种鸟呢？
A
史维教授：上百种吧。我刚来香港科大的时候，别人对我说：“听说你喜欢拍鸟，很遗憾香港没有鸟。”我说香港没有鸟，车上的鸟粪怎么来的？香港是很靠南的地方，尤其是冬天，很多候鸟会过来。我听说北京附近有湿地，我也非常渴望去看看。
Q
袁老师：香港科大主楼有一个红色的日晷，像一只展翅飞翔的鸟，所以我们经常把香港科大比喻成火鸟，您会把香港科大比喻成什么鸟呢？
A
史维教授：也许是麻鹰吧，这是在香港科大最常见的鸟，属鹰的一种。我有时候开会喜欢坐靠窗的位置，看到鸟飞过去我就很高兴。每个人总是需要有一个寄托，甚至是精神上的逃避，哪怕一秒钟也可以，感觉可以转换一下思想。
Q
袁老师：您觉得香港科大这只鸟未来会飞向哪里呢？
A
史维教授：我觉得也不见得一定要飞得更高、更快。我是希望香港科大这只鸟能带着更多的鸟一起飞！一方面是我们的校友毕业后就海阔天空了，是个人要飞；另一方面我们大家经常能有机会相聚，互相交流分享。
所以一方面是单飞，一方面群飞。我希望香港科大能够带领学生、老师、校友形成群飞的力量！因为群飞是最省力的、最有效率的。
也希望成功的校友们能花一些功夫，关照后面还没有飞起来的校友，因为他们把你们当成真正的榜样。我们希望有各种各样的鸟可以一起飞。最小的有蜂鸟，它每15分钟要吃一顿，因为它太小，存不了太多能源；最大的有信天翁，可以一两个礼拜不用着陆。
这些鸟是不同的飞行体，它们的环境、生命目标也不一样。我想对我们的校友、学生来说也一样，我们每个人不一定都要办大企业，只要是为社会做贡献，就算只赚几千块钱，得到内心的满足，我们也会为你们感到骄傲。最后是有伙伴，不虚此行，也不虚此生！
Q
袁老师：您会把自己比喻成什么样的鸟呢？
A
史维教授：我希望能当五色鸟。有一次我跟我太太在台湾观察，有一些五色鸟把巢筑在人来人往的公园里，这乍看起来是反常识的，但换个角度想，这样人类倒可以保护它们，其它天敌反倒没有办法来打扰了。
所以，我觉得五色鸟有一个本事就是可以适应环境、能够借力用力。我觉得办学校、管理学校也是这样，我希望有一个比较和谐的、比较开放的、互相支持的架构。
Q
袁老师：您回想一下，对您影响最大的人是谁呢？
A
史维教授：我想第一个是我的母亲，母亲对子女的关爱是影响深刻的。然后是我的两位大学老师，这两个老师对我特别的关心。因为在大一、大二时，我非常不喜欢我的主修课程，我想进台湾清华动力机械系，所以我大一、大二很少上课，读很多课外书。
到大三时，我碰到这两位老师，他们很关心我，会和我交流很多，对我有很大帮助。我个人感觉，有的人一生顺利、天赋异禀，可这种人不多。大部分人是需要有一两个贵人，重要的是给予关心。
大概三年前，有一个生物专业的学生，对航空非常有兴趣。我同事问我说要不要见这个学生，我说当然要见。后来我就定期找他聊天，每周一到两次。他要选择实习的国家时，也来问我的意见。
后来在毕业典礼上，他的父母找到我，要和我一起合影。说实话每个人都很忙，可是从我观点来说，如果不花时间了解同事、学生的话，我很难把我分管的事情做好。
我很诚实地讲，任何人要见我，我一定争取见，不管什么事情，我都不会说我不见。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可能有时候实在很困难，但我觉得这个是彼此之间尊重的前提。
Q
袁老师：请您回忆一下，您做过这么多事情，其中最得意的事情是什么呢？
A
史维教授：第一个我最得意的是娶了我太太。刚才有人说我太太很漂亮，这也说明我有我的标准啊。我们一路走来也不容易，当教授太太是非常辛苦的事情。当教授是要平心静气关起门做孤独工的，不仅仅要有这个本领，而且能享受这个本领。
另一个是我从40岁开始当了很多年的系主任，因为我喜欢当系主任。我觉得在一所大学里面，最重要的职位是系主任。
因为系主任是在系里面推动所有事情，真正需要有领导力。任何一个大学，如果系主任这一层不是很优秀的教授做，并且愿意做，这个学校很难做得好。我当了十多年系主任，我离开之后到现在，我所有同事基本上还给我讲话，而且很多跟我是朋友。
人与人之间有一个彼此互相尊重，不要拐弯抹角不讲正事，而是就事论事，彼此了解尊重，这样即使某些问题很扎手，也不表示这个不能讨论，不能解决。虽然解决过程可能是有很多挑战性的。
Q
袁老师：您觉得您太太会怎么评价您呢？
A
史维教授：我想她会觉得我是一个负责的人，可能有时候太过负责了。我希望她看到，首先，我不会忽悠人，也不会想占人家便宜，在我能力之内以心待心，这是最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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