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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老师访谈录》第二期 | 李世玮教授/香港科大深圳研究院院长:【有你同在 与众不

时间:2022-04-10 14:2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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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老师访谈录》第二期 | 李世玮教授/香港科大深圳研究院院长:【有你同在 与众不

李世玮

本期嘉宾

李世玮教授于1992年获得美国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航空航天工程博士学位,1993年加入香港科技大学(HKUST)任教,目前是机械及航空航天工程学系教授兼任先进微系统封装中心主任,他也曾担任过香港科大所属的纳米及先进材料研发院(NAMI)的技术总监,并于被派任为佛山市香港科技大学LED-FPD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的创建主任。

李教授的研究领域覆盖晶圆级和三维微系统封装、硅通孔和高密度互连、LED封装和半导体照明技术以及无铅焊接工艺及焊点可靠性。

李教授曾与其他专家学者合作撰写了三本微电子封装与组装方面的专书,被英国物理学会 (IoP)、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ASME)、 IEEE和国际微电子组装与封装学会(IMAPS ) 评选为学会院士(Fellow)。

此外,李教授于初当选为IEEE CPMT的全球总裁,任期两年。

Q

袁老师:李院长好,请先介绍一下您的个人经历吧。

A

李院长:我父亲是湖北汉阳人,1947年被工作单位派到台湾任职,后来因两岸当时的形势而留在台湾成家立业,所以我的祖籍是武汉。

我出生在台湾的淡水,在台湾完成大学教育后,在裕隆汽车工程中心做了三年工程师,接着去美国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后来又留了一年当博士后,前后留学总共七年。1993年加入香港科技大学,此后的就一直在港科大工作。我留学时期是学复合材料和结构力学的,在港科大任职后刚开始还是做老本行。

大概过了一年半左右,我的研究兴趣转移到智能材料/智能结构,是跟传感器有关的。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因为研究压电材料而跟电发生联系,渐渐地就转到电子封装领域。

大概从1996年开始一直专注在该领域到现在。其间有一点转折,大概在至的时候从电子封装进一步扩展到LED封装,也就是光电封装的领域。所以整个电子封装做了差不多,LED封装做了差不多,这就是我研究工作的轨迹。

Q

袁老师:香港科大成立于1991年,到现在只有25岁,但已经跻身于世界大学的前列。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好的成绩?,我想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一批世界级的教授。而这些教授,比如李院长,二十几年一直坚守在香港科大,没有他们就没有科大的今天。您当时为什么选择加入香港科大?

A

李院长:我在美国留学读书的时候就想当教授、做研究,博士毕业后没有找工业界的工作,一心只找教职。但是1990年代初教职非常难找,刚好香港科大于1991年成立,需要大量人才,所以有一个时间点的偶合。

当时台湾有一个大学和香港科大同时给了我聘书。我这个人好动、喜欢挑战,两相比较之下我觉得香港可能有更好的发展机会。那个时候97回归迫在眉睫,也有很多人信心不足而往国外迁移。但我是属于相信大中华地区将会繁荣昌盛的人,所以有这机会我愿意试试看。

当然另外一方面也是受香港科大优美校园的吸引,一看到那张校园全景的照片就不禁向往。而且我这一辈子都跟海结缘,刚才讲出生在台湾淡水,那就是一个小渔港,我就是出生在海边,后来很多时候也都是住在海边。到了香港科大以后,我的家和办公室也都是面对着海,所以我的确是跟海比较有缘。

Q

袁老师:加入时有没有预想到香港科大在20多年之后能有如今的地位和成就?

A

李院长:当然想不到,那个时候进来就是一个助理教授,一方面很单纯地想发展自己的科研项目,另外也是按照一般教职的轨迹,从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这样的晋升,并没有想太多。人生当中有很多选择的结果是到后来才清楚的,我当初的选择也可以叫做幸运。

Q

袁老师:您觉得为什么科大可以在20多年的时间取得如此好的成绩?

A

李院长:“时机”是一个因素,另外就是“人”。

香港科大创立时,基本上整个香港大学界还是比较传统,以教学为主。那个时候吴家玮校长就提出香港科大是亚洲MIT(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理念。当时没有竞争者,我们比较容易拿到科研项目,也比较容易建立自己的信心。

我记得1993年刚来时,第一次申请的RGC项目就拿到。我刚才讲的那个时间点,其他的地方教职都满了,很多有志于科研教学的人找不到工作,正好一股脑到香港科大来了。

还有一个因素可能跟97香港回归有关系,因为97回归其中有一个条款就是说,港英政府不可以把政府的财政结余带回英国,所以港英政府在那十几年当中很有系统地尽量把钱花掉。那段时间内我们的工资涨得非常快,从1993年到1997年几乎翻了一倍。比较优厚的条件,就更容易吸引到世界上很多人才。找对了人,加上适当的环境,就很容易发芽成长。

Together, Let’s Make a Difference

希望通过深圳研究院的平台增加校友凝聚力,让校友跟学弟学妹们,跟老师们多交流,碰撞出新的火花。

Q

袁老师:您现在是我们深圳研究院的院长,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担任行政职务的?

A

李院长:我最初是到佛山去组建佛山中心,佛山中心于启动组建,正式开放运营,我是那时的创建主任。创建一个工程中心,牵扯到很多技术的东西,但也自然涉及到管理。

到了,当时的深圳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曾教授正好退休,承蒙港科大领导的信任, 指派我接任常务副院长的职务,过了一年后进一步任命我为院长,同时兼任深圳研发公司的总经理。从那之后我就更全面的投入到管理工作中了。

深圳研究院是一个平台,主要的职能就是服务港科大社群。在深圳研究院这边我并没有进行太多的科研工作,所以真正全面投入行政管理工作应该是从开始。

Q

袁老师:您开始执掌深圳研究院,研究院此前已取得一定的成绩,您希望未来把它带领到什么样的新高度?

A

李院长:高度不敢讲,只能说尽量做。深圳研究院的第一个任务是双向交流,要作为香港科大在内地最近的一个桥头堡,香港科大通过深圳研究院在内地发挥它的社会影响力,但同时也让内地社会人士通过深圳研究院了解香港科大。

第二个任务就是提供一个平台,让香港科大的教授和学生们能够有机会申请到内地的政府或社会资源去开展项目,然后争取投资、进行创业。我们举办百万创业大赛就是这样的。

第三个任务是团结校友,这是我新加的。我接管深圳研究院后特别感受到我们校友的活力和亲和力,所以我希望能够通过深圳研究院的平台增加校友凝聚力,让校友跟学弟学妹们、跟老师们多交流,碰撞出新的火花。校友的资源跟他们的亲和力是学校高层应该要极度重视的。

Q

袁老师:熟悉香港科大的朋友都知道,其实在香港科大当院长、副院长,都不是在“当官”,远没有只做教授自在舒服。因为在香港科大是没有明显等级观念的,自由宽松的基础,造就了平等的氛围。不管你是校长还是院长,我们看到的都是平易近人、平等的精神。

所以在香港科大做行政其实是一件个苦差事。我想问问您,做行政工作有什么苦、什么乐?

A

李院长:说苦的话,我个人很不喜欢官场文化,不喜欢穿西装打领带。我喜欢自由,不要太拘束。在国内最苦的就是要适应官场文化,任何官员都可以任意改动行程,或改变先前承诺的事情。另外他们通常比较注重排场、站位、称谓等,这让我很不习惯。但是我个性当中也有相当的韧性,所以我也不会硬梆梆地去碰撞。了解到某种情况是不得不配合的,我也会愿意去妥协。

至于乐,最主要就是于工作中获得的成就感。我在佛山中心的时候提出一个口号:

Together, Let’s Make a Difference!我的解释就是,当我们参与一件事情的时候,必须要评估会不会让事情变得不一样?如果这件事情有我们参与或不参与结果都一样,那我们的参与就是白搭、没有价值。在团队里也一样,这个团队里有我们没我们都一样,那么我们在这个团队里就没有价值。

我经常举的例子就是打台球,会打的人在打每一个球时都在为下一个球做球,但不会打球的人就是随便乱撞,虽然所有的球跑来跑去,但没有任何球进袋,也没有为下一次击球创造机会。前者就是我说的make a difference(创变)。

我常跟我的学生讲,当教授多拿几个奖、多发表几篇文章当然有成就感,但是这个成就感远不如我看到一个学生因我是他的导师而令他的人生发生改变。在我20多年教育生涯中,曾经感受过几次这样的成就感,有几名学生的确因为我是他们的导师而让他们整个人生发生良性的改变。

所以我跟我的学生关系非常好,毕业十几年,每年都会回来找我吃饭。我经常想到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的一句话,“因为你,所以我愿意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是在他的动画片《侧耳倾听》里面很经典的一个句子。如果我能成就那个你,你能够因为我的存在而愿意成为一个更好的人,那么我的工作就有了价值,我就会觉得开心!

袁老师:我最喜欢的一段话在这里和您分享。“在一呼一吸之间有人成就了伟大,有人还在原地踏步。一个人的伟大不是因为你的名誉、地位和你的财富,而是有多少人因为你而改变”。我想这可能是您在做了这么多事情、付出这么多辛劳之后,能够继续前行的一个重要动力。

学术与创新需要自由宽松的氛围

你为你自己的行动负责,然后你决定什么是对你最有价值的事情,我们只看结果。这是香港科大最宝贵的精神。

Q

袁老师:我们说成功主要讲天时地利人和,我想香港科大成功其实第一占的“天时”就是创立的时间点,“地利”就是有非常优美的校园环境。其三是人和,我们一直强调香港科大有这么多顶尖的教授才取得今天的成绩。

任何一个组织都有它的文化、有它的精神,您觉得如果用一句话总结香港科大的精神是什么?

A

李院长:精神没办法用一句话来总结,但是整个来讲我觉得香港科大的氛围还是比较宽松。宽松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些教授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研究、去发展,没有什么人硬给你下指导棋。

我记得我来的时候是自己选择方向,自己为自己的成败负责。学校来讲,能够给你条件就给你条件,让你自己选择你自己的方向。没有人告诉你必须做这个、必须做那个。我觉得在大学里面,一个自由宽松的氛围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才会有活力!

Q

袁老师:如您所说,体系决定体系内的人的自由和宽松度,这是让教授发挥自己才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保障。如果再从另一个角度看,香港科大跟其他香港大学有什么不同?跟内地大学又有什么不同?

A

李院长:自由宽松是一个基本特点,再加上国际化,我认为这两点是香港科大跟其他学校有比较明显不同的地方。

我所认识的这些两岸四地的高校里面,香港科大是很国际化的。这也跟刚才讲的人或者人流有关,刚好那个时间点汇聚了世界各地来的比较好的人,由于他们的背景,他们有他们各自的联系,然后到了香港科大以后他们发生了交叉的联系。

所以我来香港科大没多久,除了我自己本身跟美国原有的联系之外,也很快跟欧洲建立了联系,加上在内地还有我自己的台湾背景,所以就是纵横交错。从美国到欧洲、从内地到台湾,很容易做各种交流和沟通。所以我一向觉得国际化也是香港科大的一个特色。

至于其他技术上的东西,现在由于交通、互联网的发达,大学之间已经越来越平等。另外如今国内的政府经费非常充足,国内很多大学的设备可能比香港科大还好。我记得刚到科大的那几年我们非常骄傲,因为香港科大有最顶尖的设备,但是那些设备现在已经老化了,接下来反而是国内高校因政府经费的充裕而崛起。

比如2000年以后国内很多新兴高校或新校区的设备比香港好,甚至比欧美好。但是设备好并不代表就一定可以做出好的研究,这有时候也是有点讽刺。所以做什么事情到最后都是人,人才是最重要的要素。

Q

袁老师:您觉得香港科大在哪些方面处于世界级的、领先的国际水平,并足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未来趋势?

A

李院长:香港科大多年来都讲四个O,第一个O就是纳米技术(nanotechnology);第二个O来自环境(environmental)方面的研究,包括能源;第三个O就是信息技术(info technology),包括大数据、电脑工程;第四个O则是生物(bio)、生医工程方面的课题。

在这四个方面我们有很具代表性的教授,而且在世界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后来又加了第五个O,来自CEO,代表香港科大的创业精神,经由EMBA、MBA的课程,香港科大要培育更多的CEO,对社会发生直接的影响。

我最近十年主要关注LED的封装。LED就是发光二极管,它可以被列在第三个O中,即信息技术里面,这些微电子、光电器件都是为信息产业服务的。

但它也可以列在第二个O中,涉及到能源、节能减碳。LED最大的优点就是省电,它的发光效率很好,可以大幅节能。我目前特别关注LED散热和荧光粉的配置,这是我主要的研究方向,目的就是让LED的发光效率再提高。

Q

袁老师:我们知道,在深圳研究院这块风水宝地上已经推出、孵化了一些优秀的、具有香港科大特色、引领行业的企业,比如固高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您怎么看香港科大培养出来的这些明星企业?他们为什么能够脱颖而出?

A

李院长:首先运气很重要,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比较容易成功。但另一方面也是刚才我讲的,香港科大的整体氛围比较宽松。整个氛围就是,你为你自己的行动负责,然后你决定什么是对你最有价值的事情,我们只看结果。

我想创业氛围也是需要有一种心态来支持的。当初创立固高的那三位电机系教授,也是学校放手让他们出来的。如果学校要求他们一学期教五门课,天天点名,时时检查他们有没有在香港上班,那就没有人愿意做创业的事了,也不可能有机会做。

是“相声票友”也是“文学青年”

认真、坚持、与人为善是我的做事风格。我最希望小孩子学好的是语文。

Q

袁老师:让我们来更多了解一下您个人吧。请用三个词形容一下您的做事风格是什么样的?

A

李院长:第一个是认真。我想一般人对我的印象就是比较认真。认真这个字有不同层面的含义,一般人的理解就是很努力,但是我认真,其实是认“真”的东西。我在2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学到最多、或者说我最骄傲的,就是我养成的习惯——无论什么事,只有证据才能说服我。我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讲的什么。

第二个是坚持。我想这个也是大家都认同的普世价值。做事情一定要坚持,不能三分钟热度。事情一旦开始做,一定要进行到足够的时间,看到相当的结果,我才会决定要不要再继续下去。

就像佛山中心半年前推动的一个安规方面的测试,买了设备,我们也通过认证了,可是一直没有客户上门。有些工程师就信心动摇了,那这件事我们是不是就不做了?我对他们讲,在还没有足够验证之前我是不会轻易放弃的,一定要试到某个程度,我觉得有足够的数据或者结果来支撑我的判断,然后才会做决定。

第三个是与人为善。我想这一个可能一般人比较少提到。要真心对待与你合作的人,不要利用人,要尽可能地保护好员工,关心他们的成长。我相信自己与人为善,别人就会真心回报,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把事情做好。否则大家都互相利用、尔虞我诈、互相提防,这样不容易组建团队,也没办法把事情做好。

Q

袁老师:总结而言就是三个品质——认真、坚持、与人为善。另外但我知道生活中的您却有非常可爱的一面,比如您的爱好是相声,而且说的特别好。我很想知道这背后的故事。

A

李院长:说相声是玩票。其实喜欢相声由来已久,我小的时候在台湾,武侠小说在60年代盛行于台湾跟香港,古龙、卧龙生那些名家有很多作品。小学的时候识字不多,先从听广播开始,整天抱着收音机听武侠小说的广播。

偶然机会听到相声,台湾那个时候有几个名家,最著名的就是魏龙豪和吴兆南这两位,就像内地目前的郭德纲。可能也是从小语文学的比较好,就迷上了,从中学开始经常听他们的广播和录音带,听着听着就耳熟能详,旁边也刚好有一帮有相同爱好的同学,听久了以后自己有时候也开始玩票。

在台湾服兵役的时候,有时候也在一些晚会表演过,后来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也表演过,算是有一些登台经验,当然都是小场面。

Q

袁老师:您当时语文那么好,为什么最后选择读了理工科?

A

李院长:我的数、理在中学的时候就有比较好的基础,对物理很感兴趣,所以我后来选了力学专业。但是真正为什么选择工科,其实还是因为时代背景。因为那个时代读工科比较容易找工作,待遇比较好,就是这样自然而然的选择。

但是我想给年轻人或者小孩以下建议,其实生活中真正完全靠数理工作的人并不太多,反而不管你是什么人都需要语文。

所以我一向强调小孩、年轻人最重要的是学好语文。数理可以帮助训练一些逻辑、推理,但是否需要进入到高深的数理研究却也不见得。会加减乘除、算术,已经够应付日常生活了。

所以我一向觉得语文是最重要的,我相信很多名校的考评都是非常看重语文学科的表现,这个非常重要。

Q

袁老师:您从小看了很多武侠小说,如果让您可以化身武侠小说的一个人物,您选择谁?

A

李院长:我喜欢古龙小说里的人物。古龙笔下有三个我认为塑造得非常成功的人物,即便江湖险恶,这三个人也从来不会杀人。大家认识最多的应该是楚留香,一个潇洒的翩翩公子,我仰慕他的才华横溢,但是我没有他的颜值。

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叫做小李飞刀,也叫李寻欢、李探花。小李飞刀的刀只用来救人,这是我很赞赏的地方,但是他有点悲剧色彩。第三个人物是凤舞九天的陆小凤,这位有着四条眉毛(其中两条其实是胡子)的大侠,他心胸很开阔、做人很磊落,经常与人为善、侠气十足,我会乐于把他作为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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