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出现的一些初具规模的志怪小说，仅仅是具备了小说的某些形式特征，严格地说，它还不能称为完全意义上的志怪小说，它还带有草创期的粗糙、幼稚、不成熟的特点。进人魏晋南北朝后，志怪小说在各种条件的作用下有了长足的发展，不仅作家多、作品多，而且形式上更趋于成熟，不仅有了一定规模的故事情节，而且也有了某种程度的人物形象描写，同时现实性和时代感也大大增强了。繁荣的原因,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当然是在两汉志怪的深厚基础上发达起来的，但它的繁荣和进步又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时代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情况为志怪小说的繁荣和进步提供了种种有利条件，同时也规定着此时志怪在内容上所带有的时代特征。
首先，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动乱时代，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都异常尖锐。从三国到隋，三个半多世纪，社会陷入分裂混乱的状态，三十多个朝代和小国交相更替，各统治集团之间的争权夺利、豪征巧夺，使人民蒙受兵荒马乱的巨大灾难。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把自己的反抗精神和追求理想的愿望，通过丰富的幻想，寄托在一些神鬼故事里而曲折地显示出来，他们不仅发展了旧传说.而且也创造了新故事。志怪小说里的一些优秀作品正是这些传说故事的记录和加工，这是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具有积极性内容的重要原因。
第二，志怪小说的大量出现又与当时宗教迷信的盛行密切相关。鲁迅先生指出:“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神愈炽;会小乘佛教亦人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魏晋南北朝时期，宗教迷信的规模、声势、影响都大大超过前代，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平民百姓，大多迷信神鬼，佛道两教广泛传布，社会上充满了侈谈鬼神，称道灵异的风气。灵魂不死、轮回报应、鬼神显验、肉体飞升等迷信，成为极其普遍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宗教迷信的盛行，势必造成大批鬼神传说的出现和流传，佛教徒和道教徒为宣扬法旨和自神其术，也大量编造和收集神怪故事;同时.六朝文人普遍接受佛道思想，宗教迷信观念极大地支配着他们的写作，如干宝、刘义庆、颜之推等都是为了“发明神道之不诬”而整理创作志怪小说的，这对志怪小说的发展和传播，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三，谈风的盛行。谈风包括清谈和闲谈，这是六朝名士风流的表现。清谈又称清言，它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品评人物，这是受汉末清议风气的影响，又同魏晋选取人才的“九品中正制”密切相关;二是谈论老庄哲学即所谓玄理.这主要是知识分子为逃避严酷的现实政治而追求清虚玄远。清谈对志人小说的产生影响更大。闲谈主要是人们聚在一起.说些玩笑、嘲戏之语或讲故事。《陈书》卷三六《始兴王叔陵传》有“叔陵……夜常不卧，烧烛达晓，呼召宾客，说民间细事，欢谑无所不为”的记载，《魏书》卷九一《蒋少游传》也有“青州刺史侯文和……滑稽多智，辞说无端。尤善浅俗委巷之语，至可玩笑”的记载。这里所说的.‘民间细事”、“浅俗委巷之语”，就是指民间发生和流传的各种故事。谈风炽盛.对小说创作来说，使各种传说和故事得到迅速流传，并大量地集中到文人手里，文人就有可能较快地和较多地将它们加工创作.汇集成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