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传》篇一开头就说:开辟草昧，岁纪绵邀，居今识古，其载籍乎!这就指出了史书让读者了解前代的认识作用，正如班彪称史书作用时所云:“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由观前，圣人之耳目也。”这当然是易于理解的。而“识古”是为了“殷鉴兴废”，为了以古为鉴而有益于今，便于统治者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这就要求史书之作，能够“表征盛衰”。因此刘勰盛赞《春秋》能“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这种观点，当然并不新鲜。上文已经说过，《左传》、《孟子》早已标举《春秋》的惩恶劝善之功了。又经过汉代儒生的阐扬，所谓“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的观点，即通过载述史事以垂劝戒胜于空言义理的观点，早已深人人心，根深抵固。这儿要稍加说明的是:此种观点，固然因儒家对《春秋》的褒赞而发扬光大，但其起源却甚早，并不自孔子、儒家始。《国语·楚语》记载，楚庄王时的大夫士亹担任了辅导太子箴(即后来的楚恭王)的任务，他向申叔时请教。申叔时说:“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又《晋语》七记载，司马侯对晋悼公说，君主应该了解历史上诸侯的行为，“以其善行，以其恶戒”，并且推荐羊舌聆(叔向)，说“羊舌肝习于《春秋》”，也就是说他熟知历史上诸侯的行为。于是晋悼公乃召叔向，使他辅导太子彪(后来的晋平公)。
这两则纪事，其时代都在孔子之前，其中提到的<春秋》都不是孔子所修的《春秋》，而是泛指史书(“春秋”一语，原是各国史书的共名)。可知以史事记载作为教材，让统治者明善恶、知惩劝，原是早已存在的一种思想观点，即使偏在南方的楚国也是如此。楚国史书一名“祷机”。祷机乃古代恶人之名，何以用来称举史籍?据汉人赵岐解释，其名“乃兴于纪恶之戒”，即标举这个历史上恶人的名字，让统治者印象深刻，以为鉴戒。事实上，“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早在西周时，这种以古为鉴的思想就已颇为成熟了。甚至殷商时已有此种思想，《尚书·盘庚》屡称“先王”“先后”如何如何，就包含着学习祖先善政的意思。总之，以古为鉴、惩恶劝善的史学思想，源远流长。这是我国史学发达甚早的一种表现。《文心·史传》赞语云:“世历斯编，善恶偕总。腾褒裁贬，万古魂动。”刘勰对于史籍的这种作用，是再三致意、颇为强调的。
关于史籍的作用，《文心·史传》还曾说:“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这除了扬善垂范之外，还包含着歌颂统治者功业的意思。按，司马谈临终时嘱咐司马迁继承遗志、修撰史书，说:“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撰史，回答壶遂的质问，也说:“《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阁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司马迁这些话是他的肺腑之言。可知史公父子发愿修史，都有记述一代伟业、歌功颂德的意思。班固《汉书叙传》也说:“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漠》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
意谓盛业明德，须赖典籍记述方能传扬于后世。他撰《汉书》正有歌颂功德的动机。在封建社会中，这是修史的重要目的之一。东晋王导上疏请立史官，也说:“夫帝王之迹，莫不必书，著为令典，垂之无穷。……陛下圣明，当中兴之盛，宜建立国史，撰集帝纪，上敷祖宗之烈，下纪佐命之勋。”南朝齐时沈约受诏撰宋史，甚至说修《宋书》是为了记录、榆扬萧齐的功烈勋德。(因为齐高帝萧道成本是宋臣。沈约语见其《上<宋书>表》。)按照儒家传统理论，记录统治者的过失是史臣的重要职责，所谓“太子有过，史必书之。史之义不得不书过，不书过则死”，又说天子“失度，则史书之，……是天子不得为非也”。“不书过则死”，要求何等严格!但真正做到谈何容易。而歌功颂德，却是容易做到的，而且也正是臣子尽其忠孝的天经地义的事情。刘勰说“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便反映了历代史家这一方面的思想观念。当然，也有正直的史官，并非只是记述功德，而能以比较客观的态度记述所发生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