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思想意识不会因为改朝换代而很快消亡一样，到唐代初年，齐梁文学的强大影响依然存在。一方面政治家、史学家在总结前朝灭亡的教训时往往将齐梁以来轻靡浮艳的文风与国家的式微联系起来，尤其是宫体诗及讲究对偶、用典、声律等形式主义的骈俪之文，因其辞藻轻艳，缺乏严肃的思想性，被统称为“亡国之音”。魏征在《群书治要序》中说：“近古皇王，时有撰述，并皆括天地，牢笼群有，竟采浮艳之词，争驰迁诞之说，骋末学之传闻，饰雕虫之小技，流荡忘返，殊涂同致。虽辩周万物，愈失司契之源；术总百端，弥乖得一之旨。”他还从史学的角度，指出梁、陈及隋亡国的原因：“古人有言：亡国之主，多有オ艺。考之梁、陈及隋，信非虚论。
然则不崇教义之本，偏尚淫丽之文，徒长浇伪之风，无救乱亡之祸矣。”（《陈书后主本纪后论）另一方面，政治家、史学家又不能斩断历史，他们运用的语言、创作的诗文就带着那个时代的鲜明印记。譬如著名的（隋）李谔《上隋高祖革文华书）中对齐梁文学的指责“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运用的就是齐梁的骈俪之语。在唐初，重新倡导传统的文学教化理论与创作实际的矛盾普追地存在着。
唐太宗李世民虽下令严禁梁陈之文风，但自已仍写着“艳诗”以致受到虞世南的动谏：“上之所好，下必随之。此文一行，恐致风靡。轻薄成俗，非为国之利。＂（《唐会要》六五）（北齐书》作者李百药，在史书中面目严肃地指陈文风的得失利害，而在创作中却宫体诗照写不误，其《少年行》、《妾薄命）、《火风词》等作，就屡屡出现“挂缨岂惮宿”、“自有横陈会”之类格调低下之语。其《笙赋》写吹笙女之妹丽，又写她奏毕侍寝，也全然是宫体格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四杰”中的王勃和杨炯，虽然他们的创作仍受着前代的鲜明影响，但理论主张与当时的政治家、史学家比起来，则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云：“自微言既绝，斯文不振。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淫风与后。谈人主者，以宫室苑囿为雄；叙名流者，以沉酗骄奢为达。故魏文用之而中国衰，宋武贵之而江东乱。虽沈、谢争鹜，适先兆齐、梁之危，；徐、庾并驰，不能免周、陈之祸。于是识其道者卷舌而不言，明其弊者拂衣而径逝。《潜夫》《昌言》之论，作之而有逆于时；周公、孔氏之教，存之而不形于代。天下之文，靡不坏矣。”文中不仅否定六朝文学，连屈原、魏晋文学也在扫荡之列，只有王符的《潜夫论）、仲长统的（昌言）那类议论政治、风俗的子书，才予肯定。
这种极端的“文学否定论”，显然是从乃祖王通处承传而来。杨炯的言论也与王勃相似，其《王勃集序》云：“贾、马蔚兴，泊乎潘、陆奋发，孙、许相因，继之已亏于雅颂，曹、王杰起，更失于风骚。以颜、谢，申之以江、鲍，梁、魏群材，周、隋从制，或苟求虫篆，未尽力于丘坟；或独徇波澜，不寻源于礼乐。”也是由汉至隋将所有文学家一棍子打死。上述情况表明，自隋朝开始，人们迫切要求改变齐梁文风的共识已经形成，但是当时齐梁文风仍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地客观存在着。
这大致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文风的历史惯性仍发挥着作用；二是齐梁文学本身的价值客观存在，不容抹杀；三是改变齐梁文风的时机尚未成熟，所以不管是政治家、史学家还是文学家，尚不能正确地指出改变文风的路径，从而表现出迫切要求改变文风的心情与客观创作实际之间的矛盾。明乎此，简单地批评指责初唐仍沿袭齐梁文风的做法，显然是不足取的。实际上初唐“四杰”在沈（佺期）、宋（之问）之前，对唐代近体诗的定型是做出了贡献的，他们的诗文也随着时代的逐步变迁而发生着变化，从而成为承上启下、“历块过都”奔向“盛唐气象”的重要作家。所论均颇为中肯。对于齐梁文学、初唐文学，杜甫有着比初唐时的政治家、历史家，甚至比陈子昂、李白等人更加全面的认识。
譬如对于曾经是宫体诗作家的庾信，杜甫认为对其前、后期作品应区别对待，对他后期的作品甚表称道，“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在《咏怀古迹》中也云：“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对于初唐“四杰”，用“当时体”确定其特定的历史特征，既承认前代文学对之影响的事实，又充分以历史主义的态度肯定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成就。他们“龙文虎脊”般的辞采，“翡翠兰苕”的精美意境，正是吸取了齐梁文学的营养；他们诗文的骨力虽不能与汉魏相比（亦因历史时代不同），但仍有其“近风骚”的价值。其中显然包含着对齐梁文学的某种肯定。
同时，对齐梁文学偏于辞采、忽视内容的特点，也深为不许：“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反对“作后尘”，当亦包含超越前代、力求创新的要求。基于这样的认识，杜甫对当时一些不良的批评风气表示不满，也就毫不奇怪了。特别是一些年轻后生，于诗文尚未登堂入室，却如矮人看戏，随人道说短长，老杜毫不客气地予以尖锐押击：“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其眼光识力是不能不令人饮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