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震宁
-06-23期12版
1
聂震宁
据报载，在澳门回归15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雕塑艺术家吴为山先生创作并赠送给澳门理工学院一尊孔子塑像，在澳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澳门理工学院明德楼大堂中央，孔子塑像巍然屹立。在塑像揭幕仪式上，雕塑家表示要走遍世界各地，用一把雕刀“设像传道”，传递中华文化之道；澳门理工学院院长表示，处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点上的澳门三岛，将更好地完成祖国文化的回归。
我对这则新闻之所以感兴趣，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而最直接、最个人的原因是，前不久我参加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组织的对古代书院文化研究保护的专题调研，所到的10余处古代书院、藏书楼，大都能瞻仰到孔圣人的塑像或画像，有的古代书院还保留有大成殿，有的还塑有大圣先师与颜渊、曾参、子思、孟子所谓“四圣”配享的雕像。现在看到又一尊孔子塑像矗立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点上的一所理工大学，不禁引动我对古代书院文化进一步的思考。
其实，考察古代书院，最深刻的印象还不是凡书院必定尊孔。中国古代书院尊孔，供奉数千年中华办学第一人，实在是最正常、最符合逻辑不过的事情。古代书院给我们留下的深刻印象，首先还在于其办学的目的在于弘扬学问、教书育人，而非“学而优则仕”的科举。书院传播的思想不一定都是正统的统治思想，而是更加学术化的东西。学子也多是为了求知而来。在这里读书，不是为了严格的考试，而是为了阅读经典，明辨学理。宋朝时期，起初朝廷曾有过非“官学”出身不得入仕的规定，可随着书院的发展，许多理学大师成了著名书院的“山主”。当时理学思想在全国居于统治地位，不少书院成了理学思想研究与传播的中心。朝廷挡不住生动活泼的学术发展对相对僵化的科举制度的冲击，只好与书院有所妥协，放开了书院学子参加科举考试的路子，自此书院愈发兴盛。及至清朝，朝廷出于控制思想计，基本上把书院改造成了官学，而官学则成了科举的附庸，此是后话。然而，作为以弘扬学术为己任的书院，其文化精髓始终在于弘扬学问、教书育人，并不在于是否入仕做官，这一点，颇值得今天的读书人寻味。
正因为有了教书育人这一纯粹的办学目的，古代书院对于学子的培养要求也有许多独特之处，这也是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一点。古代书院十分重“德育”，提出了“明道”、“传道”的办学宗旨，与“立书院以救学校之失”的主张，坚持以德育人、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把品德教育作为书院教育的核心，把道德素质的培养置于书院教育的首位。古代的“德育”大多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忠、孝、廉、节”等内容，在书院里实实在在成为“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主课。学子如果在道德上出了问题，轻者重罚，重者开除。书院的教学方法也折射出重在培养人格的教育理念。书院反对死读书、读死书，提倡以自学为主，鼓励独立研讨，一般都以自修、读书为主，辅以教师指导，质疑问难。宋代理学大家朱熹在其起草的“白鹿洞书院学规”中将书院的培养要求定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这一目标不仅为各家书院所援用，更成为直至今天也还被广泛接受的学人治学的经典要求。因为书院培养学子并非以科举考试为目的，故课程安排也比较灵活，允许各人有所侧重，允许发挥各自专长。成绩考核则多重平时表现，不仅视其学业，尤其看重人品与气节的修养。古代书院研究专家张正藩先生曾指出：“我国真正之书院教育，原系人格教育，至其倡导学术自由研究之风气及知识之传授，尚余事耳。”这一论断值得我们深思。
古代书院给我们还留下了一个十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许多书院十分尊重师长，师长十分投入教学。开办书院的一些学术大师以其学术见解各异而闻名于世。他们大多在讲学过程中传播自己的学术理论和观点，陆九渊讲学于象山精舍，朱熹讲学于武彝精舍，吕祖谦讲学于丽泽书院，黄宗羲讲学于甬上证人书院等，都已成为史书一章。当时许多学术大师直接担任书院一把手即“山长”。“山长”始终把教学放在第一位，参与一线讲学。北宋教育家范仲淹当年在应天书院执教时就曾“勤劳恭谨，以身先之”，据《范文正公集·言行拾遗事录》记载，范仲淹“出题使诸生作赋，必先自为之，欲知其难易及所当用意，亦使学者准以为法”。给学生出试题作文，自己先做一篇，深受学生钦佩，应天书院及范仲淹由此名气远播，“四方从学者辐辏”。宋朝时期，程颢、程颐、司马光、范仲淹、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等名儒大师，他们把书院当成学术研究基地，不少人由此创造出若干著名学派来。比如岳麓书院创造出湖湘学派、象山书院创造出象山学派、东林书院创造出东林学派等。学派的形成与书院重视学术论辩有很大关系，那时称论坛为“讲会”、“读书会”，通常能够产生广泛影响。当年，朱熹从福建崇安长途跋涉来到湖南长沙，与张栻在长沙城南书院和岳麓书院设坛会讲，轰动一时，声名远播，史称“朱张会讲”。
从澳门理工学院一座孔子雕像的安放，引得我把在前不久古代书院文化调研中获得的一些感悟发表出来，以就教于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