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微史：我的云南观
朵云炊时尚志 | 南 子
《第二辑：云南的云南》
1009、【“云南国”的消息（一）】
血缘族群的部落化朝向地缘性的聚落、村邑、都市发展，终于催生了方国（王朝）、帝国的组织发展和制度创新，阶级社会日益成熟起来，血族利益让位于姻族利益，氏族利益让位于贵族利益，家族利益让位于民族利益 ，民族利益让位于国家利益（阶级利益）。
云南方国中，以僰侯国、哀牢国、昆明国、滇国、句町国最为有名。
正史认为，云南在公元前300年诞生了第一个国家---哀牢国（方国瑜）。
哀牢国境域“东南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滇系》），大致包括今施甸县、保山市、云龙县、德宏大盈江至缅甸密支那、葡萄城，以及永平县、耿马县、景洪市等地。哀牢国自九隆到类牢计十王、鹿茤之战死六王、随柳貌内附的“邑王（部落酋长）”七十七人、失于记载的大中小王不知有多少（耿德铭）。汉武帝设巂唐、不韦两县，分散和割离了哀牢国。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51年），哀牢王贤栗（扈栗）第一次内附汉帝国时，史载“帅种人户二千七百七十，口七千六百五十七”应为本部户口；到永平十二年（69年）第二次内附汉帝国时带“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应包括七十七个部落户口。
战国西汉时期，云南两个强大方国昆明国和滇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并为滇国以其胜利者姿态记录下来。
昆明国以洱海为中心，“地方可数千里”，北至滇西北和四川西南、西至澜沧江（保山）与哀牢国相接，东至楚雄与滇国相邻、南至哀牢山一线，地处汉帝国通往东南亚、南亚交通要冲，阻挡着汉帝国开通身毒（印度）的道路，迫使汉武帝在长安开凿“昆明池”训练水兵以备征伐。根据祥云大波那和红土坡考古发现（1964年、1987年），战国西汉时期昆明国的统治中心，很可能就在祥云县。由于昆明国的历史记载简略和考古文化遗存稀缺，关于昆明国的来龙去脉尚有待发现和斟酌。
滇国，则是战国西汉时期云南最重要的方国。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的“滇国”始于楚国大将庄蹻“王滇”，“或在公元前280年至公元前277年之间，或在公元前276年。”（方国瑜）“实际存在时间定为公元前276年至公元前86年，共190年。”（黄懿陆）
然而，“庄蹻开滇”本为孤说、没有物证，庄蹻身份始终模糊不清，庄蹻出师与报捷时差50年令人费解，庄蹻入滇、劳师远征缺乏应有的经济实力，庄蹻取道长江入滇的路线匪夷所思，“滇王之印”究竟是汉帝国赐印还是“滇国”自制印（殉葬品）并非确实。至关重要的是三点：滇池地区青铜文化的成熟和滇楚之交都早于“庄蹻王滇”、邛都叟武僰系在与滇池地区的百濮、百越融合为“滇僰”之前已经具有方国（蜀国、僰侯国）历史，“滇国”究竟消亡于何时（西汉汉武帝、西汉昭帝、东汉光武帝、西晋惠帝）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假设庄蹻为“楚国大将”确实，假设庄蹻“王国开滇”确实，由于庄蹻“先将后盗、盗后复将”的经历，贸然断定“庄蹻开滇”是为楚文化浸染“滇国”为时过早，因为庄蹻及其两万“东地兵”源于越国降兵或其第一系列后代，本身难脱越文化，且采行“变服从俗”的明智政策迅速融入土著居民，成为“滇僰”的一份子和“白蛮”的渊源。
撇开“楚人开滇”或“越人开滇”、“滇人开滇”的争论，关于“滇国”，首先要了解“滇”之由来、滇国的都城及疆域，乃至文化特征。
方国瑜认为，因滇池水“似如倒流”和“地位高”而称之为“滇”，总是存在着“望文生义”的嫌疑。他判断“滇”字是土语译音，是当初一个部落的名称，后来部落联结，而区域扩大（《滇史论丛》）。就是说，先有部落名“滇”，后有池水名“滇”，最后才有地域名“滇”。
滇国“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史记·西南夷列传》），其都城当在今晋宁县晋城（汉滇池县治，亦即益州郡治）。滇国处于泛滇池地区自然环境最好的区域，面积广大、河湖密布（滇池、抚仙湖、星云湖、杞麓湖）、适于农耕（滇池坝子、玉溪坝子）、矿产丰富（铜、铁、铅、锡、金、银等），为畜牧、农耕、陶冶、纺织、商贸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相比哀牢国、昆明国，滇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能力极为突出，作为“同姓相扶”的从属“劳浸、靡莫”等颇受惠顾，贵族、巫师、武士、平民、奴隶（战俘）的社会分层十分清晰，频繁和大规模举行“杀人祭铜柱”、“杀人祭铜鼓”、“初耕”、“祈年”、“孕育”、“诅盟”、“祭祖”等宗教仪式，以及剽牛、竞渡、乐舞等各种大型庆祝活动，表明“祀与戎”的国家机器已然成熟。
云南方国中，除大名鼎鼎的哀牢国、昆明国、滇国外，还有不甚明朗的“僰侯国”和较为有名的（滇南、滇东南）句町国（句町侯参加汉帝国平定益州叛乱被封王）。（未完，续后）【“云南国”的消息（二）】（2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