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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严峻的立场
四十年前我在台大哲学系担任助教时,黄振华教授是系主任。黄主任有一次聊天时说:“不懂康德,就不懂儒家。”当时我听了这话,觉得有些刺耳。我对康德所知有限,但这位十八世纪的德国哲学家,怎么会跟二千多年前的儒家有如此深密的关联呢?并且,中国人绝大多数“不懂康德”,那么他们全都读不懂《论语》、《孟子》这些儒家经典了吗?
四十年后的今天,我随手翻阅一本学术刊物,读到其中一篇论文,居然在讨论儒家的道德教育时,也以康德的观点为判断标准。所谓康德观点,简单说来,就是主张:任何行为,只要考虑到外在的利害与内在的情感,就不具备道德价值。换言之,我的行为必须出于“尊重义务”,而不能有任何其他动机,包括为了死后的报应或为了敬神的缘故,更别说是为了改善社会风气等等。
这种观点乍听之下好像特别高尚,就是一个人行善只是因为“这是他该做的”,至于别人是否知道、是否称赞,自己是否喜欢、是否满意,则根本不予考虑。高尚很好,但是否符合实际状况?以这种标准来看,世间具有道德价值的行为可谓少之又少,那么要如何劝人“行善避恶”呢?康德说过一句颇有代表性的话,意思是:“你如果在行善时觉得快乐,那么你就可能因为快乐而去行善,而不是因为应该行善而去行善。” 如此一来,我们熟知的“为善最乐”一语就不能成立了。这种要求真是严格,所以西方有人称康德哲学为“严格主义”。相关的称呼还有两个:一是“义务主义”,因为行善不能只是“符合”义务的要求,还必须“出于”义务的要求;二是“形式主义”,因为只要谈到具体的善行(内容),就很难完全配合这种纯粹形式的规定。
心中存着这种康德观点,说话也会随之显得严峻。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曾在师大国文系担任客座教授。当时我有个学生去旁听他的课,这位同学向我转述上课的一段对话,内容简短如下所述。牟先生上完课后,有个学生提问说:“请问老师,人为什么应该孝顺?”牟先生的答复是:“提出这种问题的,就是禽兽!”
从善意的角度去理解牟先生,可以说他的意思是:人之应该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根本不能也不必追问“为什么”。但是,以客观的角度来说,则世间确实有许多人不肯或不能孝顺父母,那么我们站在教育的立场不是应该分辨清楚“人为什么应该孝顺”吗?提出这种问题的怎么竟被说成禽兽呢?除了人之外,有任何禽兽会提出这种问题吗?
二、温和的立场
首先,我们要问:可以从康德学到什么?学到在行善时注意自己的“起心动念”,保持真诚之心,减少复杂的念头或动机。要先自问“这是否我该做的事”,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就全力以赴,不要想太多有关“做这事有什么利害”之类的问题。
其次,上述观点早在《孟子》书中就作了类似的表述。孟子的说法是:现在有人忽然看到一个小孩快要掉落水井,都会产生强烈的不忍之心,他不是为了同小孩的父母交朋友,也不是为了在乡里获得好的名声,也不是为了不喜欢听到小孩的哭叫声,他是直接由内心反应这种不忍,没有任何其他念头。
换言之,依孟子的说法,一个人行善时是因为“真诚”而由内心产生一股力量,要求自己去做该做的事。如果做到了,从表面或外在看来也许是帮助了别人,但其实他是响应了自己内心的不忍,亦即使自己安心。是不是真正达成了帮助别人的这个结果,是一回事;但因而使自己对自己感到满意,问心无愧而坦坦荡荡,则是更重要的另一回事。
儒家的立场是:人活在世间要为自己负责,负责什么?负责做到“真诚”时内心对自己的要求。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具有这样的要求。这是自古即已如此的事实,而不是因为儒家这么说才出现的事实。譬如,在尧、舜时代,禹负责治水,他想到天下有人溺死,就好像是自己让他溺死一样;稷负责农耕,他想到天下有人挨饿,就好像是自己让他挨饿一样。这也是“人饥己饥,人溺己溺”一语的由来。儒家只是依此事实而建构理论系统,提出一套可行的学说而已。
孔子强调行仁,他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当我想要站稳时,就会帮助别人也站稳;当我想要通达时,就会帮助别人也通达。换言之,当我在世间想要站稳与通达时,就会帮助别人也站稳与通达。换言之,当我在世间想要站稳与通达时,我不可能只顾自己而不管别人。孔子的志向正是这种立场的最佳证据,他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以一人之力,要想尽办法帮助天下人,尤其是老者与少者这些弱势族群。如果今天的道德教育与生命教育都能教导学生“明白”孔子这么做的理由,这个世界的未来会更好吗?答案十分明显,当然是肯定的。
因此,谈儒家思想时,可以参考所有好的宗教与好的哲学,但最重要的是把握儒家对“人性”的洞见。我们在学习时,要认真研究儒家原典,而不必过度牵扯西方的哲学(如康德)或完全依赖古人的注解(如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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