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一个活得明朗，一个活得脱俗，两人都是知名作家。一生执笔走天涯，着作无数，带着爱上路，跌撞出满身风暴，晚年一如年少模样。他们便是名扬文坛的作家伉俪——罗烽和白朗。
图 | 罗烽 白朗夫妇
从此便只有“我们”
19，白朗原名刘东兰，生于辽宁沈阳，整个童年也都安然无恙，平淡无奇，直到她嫁给了表兄罗烽，往后的生活便起起伏伏，苦乐交织。
1929年，从黑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肄业的白朗与罗烽结为夫妇，这一年罗烽恰逢20岁，俗称“大喜年”。罗烽原名叫傅乃琦，出生于1909年，比白朗年长3岁。因为白朗和罗烽是表兄妹的关系，两人从小就经常在一起玩耍，相似的成长环境，共同的人生追求，让两人不谋而合，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
白朗与罗烽一个像夏天，一个像冬天。白朗活泼外向，罗烽沉着稳重。他们的爱情极少西方世界的罗曼蒂克，更多的是浓厚的东方色彩。二人的婚姻世界里往往理想多于感性，责任多于缠绵。唯一不变的，是对文学的热爱，对国家的深情。
图 | 《黄金时代》中的罗烽白朗剧照
我们的爱一直在路上
婚前，罗烽已经是保家卫国的仁人志士，洋溢着青春朝气的他正在为祖国的未来而努力。婚后，白朗为了更好地陪伴丈夫罗烽，也为了发挥自己的能力，选择加入到罗烽工作的队伍中。在工作中，白朗被指派为罗烽的助手。她写得一手的好字，常常协助罗烽刻印蜡版，翻印文件，替罗烽减轻了很多工作上的压力。
后来，白朗因为表现突出，被准许投考国际协报，录为记者。凭着聪慧和灵敏，白朗在不久后就被提升为主编，主要负责《国际公园》《妇女》等栏目。渐渐地，白朗在文学创作上的才华开始显露出来，陆陆续续的文学作品开始进入到人们的视野中。无论是短篇小说，还是中篇小说，都受到读者的踊跃支持。
可惜当时时局动乱，仅靠着一腔热血也难以扑灭那罪恶的战火。对白朗和罗烽而言，写作也变成了一件奢侈的事。
1934年，哈尔滨的天空盖上了一层阴霾，恐怖气息笼罩着整座城市。不幸的事接踵而来，罗烽因为叛徒告密，被当做罪犯逮捕入狱，并遭到严刑拷打。但是罗烽扛住了，他唯一牵挂的就是自己的爱人，他不知道此时的白朗也正在承受着巨大的折磨。面对丈夫被抓，白朗没有放弃，她选择顽强地活下去，她斩钉截铁地表示：“那时，我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也忽略了一切痛苦……我准备用头颅去迎接野兽的爪牙。当一个人把生命决心皈依于患难和死亡的时候，还有什么足以使他畏惧呢？”
为了救出罗烽，白朗四处奔波，想尽一切办法筹得善款，终于将罗烽保释出狱。在狱中将近一年的时间，罗烽已经被那些恶人撕咬得面目全非了，看到如此虚弱的罗烽，白朗恨自己没能早点救出他，她更狠那些劣迹斑斑的恶魔们。
经过这一年的磨难，白朗和罗烽意识到哈尔滨这个是非之地是不能再待下去了。于是在罗烽出狱十多天后两人便决定离开哈尔滨，前往上海。去上海是为了和他们的好朋友萧红、萧军会合，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追寻更好的爱国之路。
来到上海，萧红和萧军的家就成了白朗和罗烽的临时落脚点，当时萧红和萧军是寄住在上海的一位律师家里，虽然他们对白朗和罗烽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但是两家人长期住在一起也的确不方便。因此白朗和罗烽不久后就搬到了华美里亭子间。这种面积一般仅有7平方米的亭子间租金便宜，许多困苦的文人为了在上海居有定所，只能选择这样的房间。
图 | 1933年萧红（右）、白朗（左）、关大为合影
即使是生活在这个冬冷夏热的房间里，但每当白朗与罗烽想到这里有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还有上海崭新的环境，他们就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满怀期待地开始他们的新生活，希望能够遇见新的可能。
此后的每一天，两人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中去，很快就融入了上海的文化氛围。将近1935年年底，经中国文联原主席周扬介绍，罗烽与白朗一起加入到左联。在这般激励之下，夫妇二人的创作更是掀起一股“东北风”。随着白朗和罗烽的大批以沦陷家乡东北作为题材的作品的问世，引起了上海人们对国家正面临的处境的觉醒，深深地震撼着读者的内心。
之所以罗烽和白朗的作品会受到众多读者的喜爱，是因为他们的作品不仅仅是纯粹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更多的是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让上海人们意识到原来自己的同胞们在哈尔滨受尽了苦难，他们有同情，有不忍，还会愤怒。这就是他们两人作品的魅力所在。
图 | 左起为山丁、罗烽、萧军、萧红，1934年初摄于哈尔滨
罗烽的小说带着浓厚的地域感情色彩，风格沉稳质朴，主题鲜明且深刻。一部《呼兰河边》道尽自己的难以启齿的苦和泪，成为了他的代表作。
而此时的白朗的创作成就已经与罗烽不相上下了。白朗擅长写短篇小说，《轮下》《生与死》都是其极具代表性的作品。《轮下》这一部纪实性小说，是以1932年哈尔滨的一场大水灾为背景的。小说情节跌宕起伏，其中关于人们遭遇的悲惨现实写得细致入微，黑暗势力暴露无遗。
后来，有学者评价白朗的这篇作品说：“笼罩着凄楚沉郁的悲剧气氛，描绘了波澜壮阔的群众斗争场面，并且在描写时采用电影蒙太奇的结构手法，把人物对话、动作心理刻画，组合成一组组电影镜头，平行交叉，迭复剪辑在一起，使小说文简流畅，人物个性突出，情节跌宕，节奏明快。”
正当白朗和罗烽名声赫赫的时候，偏偏又因条件过于艰苦，早早地丧失了他们在上海生下的孩子，这一沉痛的打击实在是让他们难以忍受。唯一的宽慰只有写作，愁绪万千，也只能借文字来倾诉。那些写不出的，道不尽的，只能让岁月平息了。
直到1937年上海的战火熊熊燃起，短暂的奔走呼告也还是没能让上海逃出生天。9月，白朗和罗烽撤离上海，再次迁徙，这一次他们来到了武汉。
执笔的守望者
初到武汉，罗烽即刻便加入到行军的队伍中，转而去了山西临汾，留下白朗独自一人守在武汉。初来乍到，暂时的分别让白朗感到十分孤独，身边也没有一个可以诉衷肠的人。无奈她只能提笔抒情，一本《西行散记》悄然而生，十几篇的文章记述了她的生活，思想和情感。
1938年，白朗与罗烽两人终于会合到达重庆，继续文艺工作，三年后，白朗与罗烽又先后来到了延安，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一路上虽然有彼此的陪伴，可是罗烽与白朗始终在不停地奔波劳累。要说罗白两人过得最顺心的时候就是1945年回到东北之后了。
两人回到东北后都纷纷担任要职，写作也可以得到充分的自由，在创作的人看来这算得上是最大的恩赐。1949年后，随着国家慢慢脱离苦海，罗烽和白朗在创作上也到达了高峰期，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故事通过他们的写作变得家喻户晓。
图 | 作家白朗与劳动模范赵桂兰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罗烽和白朗的美好生活很快就被打破了。1957年，两人被现实无情地抛弃了，他们被发配到阜新。已经年过半百的罗烽怎么受得住那里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一天天消瘦下去，还要强忍病痛。白朗看到丈夫也是万般无奈。其实当时白朗也患有严重的哮喘病，却依然要待在地毯厂工作那一段非人待遇的生活，如果不是两人一起熬，怕是很难度过。
1961年的冬天，罗烽迎来了他的春天，激动的罗烽照了一张相片，并在相片背后写下“一九六二年春，大病初愈”一语双关，无需过多的解释。
